办报纸，到警厅立案，例须保押费二百元，那还搞什么搞？

    好在有报界的熟朋友出主意。他说：自从彭翼仲在北京办《京话日报》，这些年北京的白话报，出了很多。一来是因为白话报深入人心，易于销行；二来，也是因为清廷提倡通俗教育，白话报免押金。我们不妨以白话报的名义申报，到时候报纸出来，有文言有白话，再跟警厅通融不迟。

    次说报名。有人提议说：梁启超办了份杂志叫《国风报》，很多人爱看，我们何不叫《国风日报》，一来可以借势，二来也不显革命报纸的形迹。

    此言一出，大家都转头看景梅九，因为他们留日的同盟会员在东京的时候，由张继带头，去锦辉楼踢政闻社梁启超演讲的场子，朝梁启超扔草鞋，拿文明杖到处乱打，吓得梁任公逃之夭夭。现在要借《国风报》的势，只怕第一个不肯的就是这位景同志。

    谁知景梅九大声说：“国风是历史上的公名，不是一派人所能私有！何况他们提倡邪说，辱没了‘国风’二字，我们主持公义，才称得上真正的国风！”报名遂定。

    《国风日报》开始发行，三百元转眼即空。景梅九跑回太原去，找相熟的新军标统阎锡山要了三百元。紧接着，《国风日报》发起了一场“拔丁运动”，所谓“丁”，即山西巡抚丁宝铨，此人在山西官声很差，抓捕革命党人倒是起劲。景梅九自己说，“拔丁”带有为友复仇的意味。

    于是《国风日报》上天天登丁宝铨的丑闻，什么五姨太太卖缺呀，什么干女儿跟丁巡抚搞暧昧啊，捕风捉影也无妨，反正造谣也是革命的手段。

    一来二去，风声居然传到了军机大臣领班庆亲王的耳朵里，估计老庆看丁宝铨也不太顺眼，遂在政务会议上提出要换山西巡抚。丁宝铨在朝中又没什么过硬的后台，这颗“钉子”居然就被轻易地拔掉了。

    拔掉丁宝铨，换上的山西巡抚叫陆钟琦。这一点看上去跟革命无关，其实很重要，待到武昌事变时，陆钟琦到任才不过半年，称得上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自己的势力，太原的光复才会水到渠成。

    议论：

    革命与造谣

    近来微博上总在讨论造谣与辟谣。我想“求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似乎谁都希望能接受准确无误的信息，所以总有人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谣言就像蚊虫，从来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谣言也有谣言的社会功能。

    美国心理学者奥尔波特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注意，它只是“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并不见得最终不可实现——谣言的另一个特质是“在人群中传播”，能够传播，说明什么？传播之后，造成什么？另一位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谣言想要发生迅速的传播并产生破坏力，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听到谣言的人要生活在困境与不安中”，“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前既有的想法”。

    1910年（宣统二年），革命党人景梅九在西安教书。有一日党人聚会，半夜才散，他与一位叫杜仲伏的同志步行回家，在归途中遇到一个卖浆的，就停下来喝浆——“引车卖浆者流”，是不是很有古意？

    一边喝着，杜仲伏抬头仰望星空，发现东西方都有彗星闪耀，灵机一动，随口诌了两句：“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景梅九配合得非常默契，赶紧接口：“这句童谣传了好久，不知道什么意思？”

    杜仲伏无非说出了革命党人内心的祈望，他们正筹划着各地的起义，当然希望一呼百应，清廷垮台。但这句押韵的话被景梅九说成“童谣”，立刻就有了一种神秘的谶纬色彩。

    没想到那卖浆的居然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朝快完了！大明朝不过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