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秋瑾，回来后写了两句诗：“莫道男儿尽豪侠，英雄还让女儿占。”他后来流亡上海，开办了一所学校，作为反袁基地，名字即叫“竞雄女校”，以纪念号为“竞雄女士”的秋瑾。

    1907年5月，秋瑾在绍兴召集“浙东光复军”，推在安徽的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王金发任光复八军中的一军“分统”，主要负责家乡嵊县的会党联络。秋瑾的计划，是先在金华、处州发动起义，待杭州清兵出援这两处，再以嵊县光复军急袭杭州，一举奏功。故此嵊县军是浙东光复军的精锐，人数也超过四分之一。起义日期先是订于阴历五月廿六，徐锡麟将于同日在安庆发动。后来因为准备未妥，金华等地又有泄密迹象，秋瑾将日期改在六月初十。

    五月廿六，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死难。王金发在嵊县，看到上海报纸消息，立即率三十多人，于廿九日夜赶到绍兴。按王金发的想法，大通学堂立即起事，先杀绍兴知府贵福，再谋攻杭。秋瑾则坚持等到六月初十——我猜秋瑾听到徐锡麟死事的消息，已觉事无可为，无意让大通学堂学生冒险。

    知府贵福肯定比秋瑾更紧张，他与大通学堂的关系颇深，秋瑾还在他家里当过家庭教师，认过太夫人做干娘。早前有人在绍兴大街小巷张贴揭帖，称大通学堂为“匪窠”，他也没有过问太多。因此所谓胡道南等绅士告密，其实多半是借口，这场起义根本没有太多秘密。贵福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连夜赶往杭州，请来新军弹压事变。

    浙江巡抚张曾敭派出三四百人马前来，六月初四进入绍兴。王金发又劝秋瑾固守抵抗，秋瑾却只是催学生及办事人员从速走避。王金发当然不肯走，秋瑾“促之再四，声色俱厉”。此时清兵已临校门，大通学堂并无边门后门，学生只好从大门往外涌，结果两名专修科学生中弹。“不多时，李益智的部队把大通围得铁桶一般，阖城大小文武官员都到了。什么名册呀，文件呀，书籍呀，老毛瑟枪呀，夹壁里的一箱一箱子弹呀，凡是可疑的东西和人们，都捆载的捆载，逮捕的逮捕了”。

    王金发就在这个时候逾墙渡江而去。他深夜返家别母，再仓卒出奔。其母逃走，其妻沈雄卿被捕。沈氏学了《水浒》里宋江的手段，在公堂上撒屎拉尿，胡言乱语，地方官拿她也没办法，只得骂几句“土匪婆”后收监。

    六月六日，秋瑾就义于古轩亭口。在王金发从事革命的岁月里，称得上他导师的，大约便是徐锡麟与秋瑾二人。两位导师，不到十日内，皆死于清廷之手，对廿四岁的王金发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打击？

    “今之聂政”

    在1908年陈其美派人找到他之前，王金发在嵊县当强盗头子，这便是鲁迅所说“绿林大学”的由来，嵊县人称他为“金发强盗”，并且这个名字也迅速具备了吓阻小儿夜哭的功效。王金发还做了一件事：他潜回绍兴，杀掉了据说向贵福告发秋瑾谋反的绅士胡道南。后来绍兴同乡蔡元培有文为胡乡绅辩冤，但王金发不会放过任何为秋瑾报仇的机会。陈其美称王金发为“今之聂政”，除去称道他的暗杀技术高明之外，“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也在其中。

    浙江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秋瑾案中扮演什么角色，谁也说不清。反正王金发相信，浙江巡抚张曾敭曾就“是否拿捕秋瑾”征询过汤寿潜的意见——清末的地方大吏，大多并不愿意与革命党结下死仇，善耆可以放过汪精卫，端方可以放过孙毓筠，传说铁良为了把自己从革命党的暗杀名单上抹去，还出资赞助已经财政窘困的《民报》。安庆案发，徐锡麟被捕，藩台冯煦再三为他开脱，徐死后还撰联自忏“英灵不昧，鉴兹謇謇匪躬愚”。张曾敭为何不能放过绍兴一名尚无革命实据的女人？

    据说汤寿潜极力怂恿张曾敭“杀一儆百”，才有漏夜派兵往绍兴之举。无论是否真事，王金发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