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统隐瞒，于是吴兆麟等一群军官拥入幕友家——此处的记载又开始出现大分歧。

    被找到之后怎么样，黎协统自己语焉不详，只说10月10日晚他被参谋、副官“力劝暂避”，于是先到一位参谋家换衣服，再躲到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天明时，各军代表寻至谢家，将他拥至楚望台，再到谘议局，就任都督。

    可是外间都传说黎元洪是被新军军官（吴兆麟或张振武）从床下拖出来的。最早也最生动的叙述，来自民初《震旦民报》上的《新空城计传奇》，作者蔡寄鸥：

    “众兵径直赶至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的踪迹，在内房里搜查的士兵，只听得木床在不断地抖动。他们在床架子上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吓唬着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快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将黎从床底拖了出来。”

    据说黎元洪的下属曾拿这份报纸给他看，建议他抓人封报。黎菩萨表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是抓人封报，反而授人口实，遂置不问。不过这个传说越来越盛，192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革命史》，1938年邹鲁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皆以“黎匿床下”为定论。虽然因为派系问题，国民党方面“唱衰”黎元洪是情理中事，不过诸书言之凿凿，虽然为黎辨诬者也不乏其人，总归是一桩疑案。

    尹锐志的小叔子周进三回忆称，大嫂亲口告诉他，黎元洪就是在嵊县老乡家被找到的，而且黎吓得躲到其中的那张床，也并非主人卧室的什么宁式大床，就是“客堂间临时所搭床铺下”——说到此，尹锐志想必自觉十分好笑，因为黎藏匿的这张临时床铺，正是这位廿一岁上海女客的眠榻。

    敢死队长

    武昌起义定局后，尹锐志迅即赶回上海，筹备上海光复。这几年光复会已经与沪军、吴淞海军、陆军都建立了联系。“光复军”总司令虽是陶成章从南洋派回的李燮和，锐峻学社的中心作用却日益凸现，光复军的总司令部即设于此。

    上海光复前夕，几个人经常通宵不眠地抓紧赶工，制造炸弹——不只是上海光复用得着，杭州方面还要求支援炸弹手枪。制造地点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一说霞飞路）维昌洋行三楼，直到11月2日。

    尹锐志已经工作了一夜，将近天明，助手杨哲商与平智础力劝她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两人代为操作。尹锐志刚刚入睡，正在制造的炸弹爆炸了。

    事故是不是因为操作失误已不可知。整个三楼的屋顶都被掀翻。离炸药最近的是杨哲商，他被炸得全身粉碎，只剩下一个胃。平智础全身烧伤。躺在床上的尹锐志头部炸伤，惊慌之中，她直接从三楼窗户跳了下去，仗着平日训练有素，身手敏捷，居然自己拦了一辆洋车，到附近的自新医院诊治。法租界巡捕跟踪而至，把她送入广济医院，抢救无碍后又关进巡捕房。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交了五千元给房主作为赔偿，把尹锐志赎出来养伤。

    尹维峻当天去了吴淞联络新军，赶回来却发现家中同志一死二伤，禁不得眼前发黑。尤其她与身故的杨哲商相处日久，两人渐生情愫。日常情意，都在炸药、弹壳与触发器里。

    但此时顾不得这许多，第二天，杨哲商的后事还没来得及办，光复会收到消息：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提前开始了上海光复之役。

    攻下制造局后，失去爱人的尹维峻没有参与上海都督的内争，她一心要求参加攻打杭州之役，替秋先生报仇。据说主持上海赴杭敢死队的蒋介石不太看得上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他不知道，这位秋瑾的学生身材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