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那就只怕还会灭亡。苏辙的说法又不同，他认为六国之亡在于贪婪（见利之浅）与短视（虑患之疏）。因为贪婪（贪疆场尺寸之利），所以不能团结（背盟败约），甚至自相残杀（自相屠灭），结果"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这话有一定道理。比如楚怀王曾与齐闵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相约抗秦互救。然而仅仅只是张仪一番摇唇鼓舌，许诺秦国送还商於（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领地六百里，怀王便背信弃义，与齐绝交。绝交以后，才发现上当受骗。张仪当面撒谎当场耍赖，声称秦王当初只答应六里地，何来六百里之多?怀王大怒，三次起兵伐秦，屡战屡败，最后自己成了俘虏。如此贪婪与短视，如不亡国，那才是怪事。

    显然，苏辙的《六国论》主要着眼于政策与策略，虽然也算切中肯綮，却未能抓住事情的根本。贾谊的《过秦论》则其实并未回答六国灭亡的原因。六国灭秦，固然是"形不利，势不便";秦灭六国，难道就"形利势便"了?既然大家都不方便，怎么就不能谁也不灭谁，相安无事呢?至于杜牧的《阿房宫赋》，虽然讲得有道理，却也同时有问题。秦王朝不得人心，是确实的。六国不爱其人，也可能有证据。但六国之亡，并非亡于国人，而是亡于秦人。难道秦王在夺取天下之前是仁爱人民的，当了皇帝以后就不爱了?事实上，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秦，老早就是"暴秦"了，只不过变成帝国以后变本加厉而已。然而不爱人民的秦，却战胜了同样不爱人民的六国，这就一定另有原因。

    最有见地的还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只有这篇文章才谈到了最根本的东西——制度。柳宗元认为，周之亡，错在制度（失在于制），不在施政（不在于政）。从西周到东周，诸侯们骄奢淫逸（骄盈），贪财腐化（黩货），穷兵黩武（事戎），政局动荡的国家多（乱国多），政治清明的国家少（理国寡），珍惜土地爱护人民的，百里不能挑一（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这是他们那个制度决定的。相反，秦之亡，则错在施政（失在于政），不在制度（不在于制）。明明有治国之策，却不实行;有治国之人，却不委任;只知道滥施酷刑强派苦役，弄得万人侧目，民怨沸腾，岂有不亡之理?

    这倒是很在理。毕竟，政策和策略事在人为，制度却更为根本，难怪毛泽东要建议大家"熟读唐人封建论"（也就是柳宗元这篇文章）了。据此，则秦最终夺取了天下，便只能归结为秦国有着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是"最管用"，不等于"最好"）。而且，这个"最管用的制度"，还应该是在它王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唯其如此，它才成为了帝国的缔造者。

    秦能够成为新制度的创造者，倒也不足为奇。无论在"春秋五霸"中，还是在"战国七雄"中，秦都是历史最短也最没文化的一个。最有文化的可能是齐和楚，此外鲁、宋、吴、越也不差。齐有韶乐，楚有辞章，鲁有鲁缟，吴有吴刀，这些都令人叹为观止。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不是"三月不知肉味"吗?"虽楚有材"的说法，不是《左传》和《国语》里面就有了吗?事实上先秦文化名人的"国籍"，不是齐、鲁（管、晏、孔、孟），就是楚、宋（老、屈、墨、庄），要不就是赵（荀况）、魏（杨朱）、韩（韩非）。就连与秦关系最深、帮了秦人大忙的商鞅和吕不韦，也是卫国人。秦自己则乏善可陈，一个文化名人也没贡献过。不过，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倒未必一定要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没有也许更好，反倒更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