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似乎仍可大致推定，邦国制度萌芽于夏，初始于商，成熟于周。事实上后人所谓"封建"，指的也是西周时期的那个制度。夏商制度，连孔子都说不甚了然，只能以周制为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真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其实也是周制度和周文化。因此，邦国制度和后来帝国制度的利弊得失，也都是要归于周人的。

    与希腊人一样，周人原本也是蛮族。而且，也和希腊人一样，当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就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这是一个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经过数十代人的默默耕耘，在草莽中悄然兴起的民族。他们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筚路蓝缕，开创出自己的辉煌事业和独特文明。这个民族的领导者也都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提高生产力，懂得如何用怀柔政策来争取周边部落和部落国家的民心，懂得如何后发制人地对付强敌，懂得在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时候韬光养晦，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了"天下"即"国家联盟"的领导权。

    现在看来，周人对殷人的胜利，是一种文化战胜了另一种文化，即农耕文化战胜了工商文化，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殷人，大约是重商的。而且，按照学术界的一种猜测性意见，正因为他们重商，后世才用其国号——商，来指称"做生意"这一行业，并把生意人（贾人）称作"商人"（殷人），或用于区别两种不同的生意人（行商坐贾）。殷人也是重鬼神的。他们对鬼神之迷信和崇拜，几乎到了无日无事不占卜的程度。殷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他们不但掌握了，而且很可能还垄断了青铜的冶炼技术。也许，正是靠着技术的垄断、鬼神的恐吓和金钱的收买，再加上刑罚的高压，殷人建立起并维持着他们的霸权。

    周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三个民族三种文化，一个比一个先进。所谓"尊礼"，其实就是重人事，重伦理，重情感，以礼仪代刑律，以人情代恐吓，以血缘为纽带，以爵列为赏罚。这无疑是比装神弄鬼、杀人如麻更得人心的做法，因此大受欢迎。于是，靠着对内实行开明专制，对外实行怀柔政策，周终于取殷商而代之，并由此产生出一种理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规律，甚至不过是弥天大谎——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对周人而言，却是所言不诬。武王伐纣，并没有用多少时间，便是证明。

    然而难题也就接踵而来。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武王克商，事在公元前1046年。但中华大地上的战争，却既不始于斯，也不终于斯。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战争就开始了。九黎战涿鹿，炎黄战阪泉，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何曾一日安宁?事实上，在邦国制度诞生之前，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周人最后能够"得天下"，也仰仗了那些特别能战斗的部落和部落国家。我们知道，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说，部落之间的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战争使得手了的部落受益匪浅。靠着这种不劳而获又立竿见影的办法，得手了的部落迅速膨胀起来。与此相对应，部落的总数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