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隔田地的阡陌（道路）呈井字形。八家农户，各自耕耘外围的一块（相当于自留地），共同耕种当中的一块（即"公田"）。结果是农夫们耕种自留地时卖力，耕种公田时偷懒。而且，耕地面积限制太死，人不能尽其力;道路占地面积太大，地不能尽其利。废除"井田制"以后，准许开垦新田（辟草莱），准许多占耕地（任土地），准许自由买卖，国家则按亩征税，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好处，生产力解放了。

    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战功来决定赏罚。它的作用，则是提高了战斗力。荀子比较过齐、魏、秦三国的军事制度。齐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给钱。杀敌一人，赏金（铜）一锱（四分之一两）。这样的军队，对付小敌还行，大敌当前就不中用了。这是"亡国之兵"。魏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免税。结果军队增加了，国库却空虚了。这是"危国之兵"。秦国奖励将士的办法是赐爵。无论什么人，胜则赏，败则罚，论功行赏，一视同仁，所以人人奋勇，争立军功。难怪秦军成了"虎狼之师"!

    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财力;军事体制改革，增强了国君的武力;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增强了国君的权力。这其实也是秦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专制与集权。废领主制，行地主制，是集权（将原来分散在贵族领主手中的权力集中于国君）;废世袭制，行任命制，是专制（将原来贵族领主的七嘴八舌变成国君的一言九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则兼二者而有之。郡县以后，全体国民均为国君之直接子民，不再是各贵族领主的附庸。这就不但集中了权力，还集中了财力和武力。商鞅甚至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即将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这种把全国编成行伍的做法，原是管仲的发明，为的是齐桓公的"霸业"，是典型的"霸道"。但管仲只发明了"保甲制"，"连坐法"却是商鞅的创造。他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黄仁宇语），一个全民皆兵、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已经闻到了专制的血腥。刘歆的《新序》说，商鞅曾经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加上商鞅为人天资刻薄，生性残忍，嗜血成性，锱铢必较，势必矫枉过正，以至于"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国人民动辄得咎，简直就如履薄冰。

    这绝不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为了建立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不惜制造人间悲剧，杀一儆百。这也绝不是什么法治。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不外军法和戒严法。"（）不错，当时秦国的治安确实很好，《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商鞅们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仍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些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