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兵"。当然，对那些"冥顽不化"，实在不肯臣服的，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刘向《 说苑·指武篇》 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所谓"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也就是说，对那些"夷狄"，要先用"文明"去"教化"（文化）。如果屡教不改（文化不改），那就大开杀戒（然后加诛）。总之，无论对臣民，还是对番邦，都要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不能"不教而诛"。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是摆在第一位的，或者说是应该先做的，因为它成本最低。

    这其实也是儒家的主张。儒家的思想和帝国的思路如此一致，它也就没有理由不成为帝制意识形态。问题是，符合帝国思路的不仅只有儒家，还有法家。事实上帝国的统治也是兼用儒法，杂用王霸，内法外儒；或者像汲黯批评汉武帝的那样，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史记·汲郑列传》 ）。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法家的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一定要独尊儒术？这就要弄清帝国为什么要有统一的思想，它需要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

    一般地说，帝国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高高在上的，是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称孤道寡的帝王。匍匐在他权威之下的，则是只有奉献没有权利的草民。帝王孤身一人威加海内，草民数以万计一盘散沙。二者之间，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三种人，都对国家意识形态有自己的需求：奉天承运的帝王需要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为他的统治张本，安邦治国的官僚需要有一种大而化之的主义为他们的施政立法，逆来顺受的草民则需要一种讲得过去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理，以便心安理得地接受帝国的统治和奴役。这种统治和奴役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是他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但有此说法，至少是一种宽慰。可以说，君王、臣僚、民众，都有一种"理论要求"。

    不过，理论也好，主义也好，说法也好，都应该出自一家，才能自圆其说。儒家主张"尊王攘夷"，符合第一种需要；主张"忠君爱民"，符合第二种需要；主张"尊卑有序"，符合第三种需要。法家虽然也主张君主专政，但对官员和庶民并没有约束力和说服力；道家则是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不要统治的。这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学。

    独尊儒术的政策一经确定，帝国便利用它强大的意识形态劝说功能来实施礼教。这其实也是儒学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儒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以礼乐代法制，以教化代刑律。据《 论语·阳货》 ，孔子在子游（言偃）执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曾笑言"割（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武城这样的小地方，哪里用得着礼教？然而子游却回答说，学生听老师讲，君子学道就仁爱，小人学道就驯服。孔子立即肃然起敬，承认言偃所说是正道，自己所云则不过戏言。礼教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礼教的内容无非劝农桑，重耕读，崇孝梯。因为"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闻也"（《 论语·学而》 ）。也就是说，一个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勤勤恳恳在家读书，从来就孝顺友爱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因此务使军民人等身体力行。这就要普及道德教育。事实上这种教育也是全国范围的，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代每年正月和十月，地方上都要举行"乡饮"（这也是从西周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半官方半民间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