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腐败的根子就是帝国制度，正如集权社会的敌人就是集权。前已说过，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维持中央集权的统治，就必须实行官员代理的制度，而且必须分级管理，这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官僚集团或官僚阶层。如果这个集团或阶层人数不多，规模不大，而且高效、廉洁、自律，倒也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管理方式。可惜这并不可能。王朝的开国之初倒是做得到的，但在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官僚集团就会不可避免地迅速地走向自我膨胀和集体腐败，将整个帝国腐蚀一空，然后和王朝一并垮台。

    这当然并非官员的愿望，更非帝国的初衷，因此不能在主观上找原因，只能从制度中找结论。结论就在于帝国设计的这个官员代理制度，其实本身是有内在矛盾的；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官员作为皇权的代理人，是应该竭力维护帝国的利益，还是利用代理人的身份为自己谋取利益。

    理论上的答案不言而喻，实际上的情况却南辕北辙。究其所以，其因有三。

    第一，所谓帝国，其实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的所谓"根本利益"，也是抽象的。官员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们的利益，也是实际的、具体的。当抽象的理论遇到实际的问题时，常常是理论为实际所化解。官员们要吃饭穿衣，要养家糊口，要升官发财，这是他们不能不做的事，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些问题和所谓"帝国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也就只好将后者暂时束之高阁，或者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第二，帝国在设计其制度时，并没能很好地处理它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照理说，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是利益的双方。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双赢的合作。然而作为授权方，帝国显然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没有明确过。它既未能让代理人占有一定的股份，又未能规定代理人依据业绩来提成的比例。帝国奖励官员的唯一办法是提升他们的官职、品级、爵位。然而官员的升迁却实际上往往不是根据政绩，而是由别的因素来决定的，晋升职务未必真正能够起到激励官员为帝国效劳的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代理人并不能从其代理中得到相应的利益，除非他以权谋私。

    第三个原因，则是自从帝国制度建立以后，官员就逐渐职业化了。大体上说，历代官制，春秋用贵族（世袭），战国用士人（客卿），秦汉靠推荐（举察），魏晋看出身（门阀），隋唐以后则通过科举进行选拔，平民和庶族大量进人官僚阶层。这在帝国，也许是出于"天下为公"的考虑，即越是与皇家、与权势集团没有关系，就越是可能秉公执法，也越不可能篡位谋逆。这当然并不错，但也会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即由于帝国的产业不是官员们的，帝国的兴亡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也不会为所谓"帝国的根本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不是因为儒家道德信条的约束，他们就连改朝换代也不会十分在意。事实上也有真不在乎的，比如五代时的冯道，便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皇帝是沙陀人、西夷人，还是汉人，他都坦然而怡然地做他的宰相，长袖善舞，左右逢源。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心态，即只管代理皇权，而不问那皇权来自何处。

    尽管冯道的做法颇为清流正派所不齿，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有代理人心态。所谓"代理人心态"，也就是"非主人翁心态"，或"打工仔心态"。这些"代理人"或"打工仔"心里很清楚：羊群不是他们的，他们也用不着为了牧场长远利益的最大化约束自己。相反，如果不利用这一可乘之机顺手牵羊，一旦失去代理权就将一无所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