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公家"的；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所谓"公家的"，也就是"大家的"，自然人人有份，谁都可以来吃一口（请参看拙著《 闲话中国人》 ）。更何况帝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大二公。大，就吃不完；公，就都有份。因此只要有机会，许多人都会理直气壮地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

    不但帝国的资源和财富可以"天下共享"，甚至就连皇帝，也是可以轮流做的。这一点，至少在汉以后就被默认了。当然默认不等于承认，帝国时代的"改朝换代"与民主国家的"轮流坐庄"也不可混同（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总归是默认了。不默认，所有的改朝换代都将失去合法依据。但如果承认，则又等于鼓励造反。唯一的办法，是只讲"天下为公"，不讲"人人有份"，并假定本朝的授权不会被上天更改。帝国制度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帝国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即名义上是"公天下"，实际上是"家天下"；观念上是"天下为公"，实质上是"天下为家"。为什么呢？因为皇帝是世袭的。而且，这个世袭的皇帝，还代表着整个帝国制度。因此，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天下为公"，甚至就连官员的任命制，也不可能贯彻到底。比如世袭、荫封之类的方式，就一直延续到帝国制度的末年。然而帝国却一定要高举"天下为公"的旗帜，因为如果"天下为家"，皇帝又岂能独家代理"天道"？如果"天下为私"，皇帝又哪来的生杀予夺之权？

    显然，帝国标榜"天下为公"，正是为了掩盖它的"极端自私"。试想，以天下人之卑贱而独尊一人，以天下人之贫困而奉养一族，以天下人之痛苦而捍卫一姓，难道不是极端的自私？何况就连所谓"官员不隶属于任何私人"，也要打折扣，因为他们都得隶属于皇帝。因此即便是认为"其为制，公之大者"的柳宗元，也不得不承认"其情私也"。可见帝国制度的"公有"性质十分可疑，也可见"天下为公"未必就好，还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公有制，以及这种公有制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说，要看产权问题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它根本就产权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