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无赖政策，以为只要拖延抵赖，就能蒙混过关。拖到1908 年，面对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才勉强承诺1917 年正式立宪，居然还想再拖九年。他们不知道，历史其实是有大限的。大限一到，机会全无。1911 年10 月10 日，来不及等到清廷兑现其立宪的诺言，革命就爆发了。爱新觉罗家族失去了最后一次救国也自救的机会——如果"君宪"成功，他们至少还能保住一个大清帝国的国号，以及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称号。

    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扼腕叹息于维新党人的书生意气，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愤愤不平于保守势力的冥顽不化，慈禧太后的独断专行。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