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胆敢如此，显然是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仅仅依靠满人力量已无法镇压，只好大量启用汉族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且，出于战时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许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其结果，一是各省督抚的汉族化，二是地方势力的独立化，三是国家军队的私人化，比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便实际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他们首先是听命于长官，其次才是效忠于朝廷。朝廷对于地方，已是鞭长莫及；地方对于朝廷，则无疑尾大不掉。拥有相对独立财权、人权、政权、兵权的督抚，早已和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俨然独立王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实暗中已然形成。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因为地区与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正是共和的内涵之一。我们知道，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政治见解，又与李鸿章不尽相同。这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样一来，即便李鸿章出任总统，他也只能和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独裁。这些汉族督抚们拥有实力，敢于共和；互相制约，只能共和。东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鸿章替代犹如僵尸的清朝皇帝），联省共和，岂非夭赐良机？可惜未能如愿。

    第二次是"联省自治"。

    1920 年7 月，湖南谭延闿首倡联省自治，并于1922 年l 月1 日开始实施省宪。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除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省议会外，支持者还有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的政府、总司令或省议会。知识阶层更是连声叫好，支持者众，因为它体现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实际上，孙中山也曾有过类似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巴黎接见记者时就曾说，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并称"舍此别无他法也"（《 孙中山全集》 第I 卷，第562 页）。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发表宣言，称"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挚，条目自举"（《 孙中山全集》 第2 卷，第2 页）。可惜后来并未坚持。

    袁伟时先生认为，联省自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他提请大家注意，谭延闿、陈炯明他们所说的"自治"是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各省都有省议会，制定省宪蔚然成风。而且各省都有不少独立的民间团体，省议会也不是橡皮图章。在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甚至县长民选也已经开始。这样的制度显然有利于各省民主化，也会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权益，依法行政，无法专制独裁。这就是现代的实行宪政的共和。更何况，在全国政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局部实行民主宪政显然比全面开花容易得多，而一个由相对独立并实行民主自治的省份联合起来的国家，显然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的中央集权国家更容易实现共和。因此，如果这个运动成功，中国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样（请参看袁伟时《 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 ）。可惜又未能如愿。

    第三次就是"国共合作"了。

    1945 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国共两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千百万抗日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因此弥足珍贵。当此之时，山河破碎，亟待重整；人民颠沛，亟须生息。举国上下，人心思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