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操与宫（在曹操父亲结义兄弟吕伯奢家中）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

    曹操事后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则因此看透了曹操的狠毒奸诈，冷酷无情，于是就弃之而去了。

    这个故事后来被写入了京剧《捉放曹》，并且成了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于是，人们都知道陈宫是因为吕伯奢一家的惨死而开始痛恨曹操的，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并非如此。

    历史上陈宫和曹操结怨是缘于一个城市的毁灭和一个名叫边让的人的死亡。

    边让，字文礼，陈留郡浚仪县（今河南省开封县）人，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名士。

    边让博学善辩，宾客满堂莫不羡慕他的风采；他长于诗赋，其《章华赋》名噪一时。大将军何进听说他的才名，征聘为令史。在大将军府任职的孔融、王朗等知名人士都亲自登门拜访，和他结交。大学者蔡邕也很敬重他，大约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左右，蔡邕于正在亡命之时给大将军何进写信推荐边让。信中称赞边让“心通性达，口辩辞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认为他的“阶级名位，亦宜超然”，不能“随辈而进”，也就是说，要破格提拔，不能论资排辈；指出当时朝廷对边让是“大器小用”了，好像用煮牛的大鼎煮鸡一样。后来，边让屡次升迁，官至九江太守。

    初平年间（190-194年），王室大乱，边让弃官回到故乡陈留郡浚仪县。虽然他选择了放弃功名，归隐田园，但并没有忘怀君王社稷，一直在关注着政局的发展。

    公元193年发生的一幕人间惨剧燃起了边让胸中怒不可遏的火焰，这个惨剧就是徐州屠城，惨剧的制造者是大名鼎鼎的曹操。

    曹操在击溃黄巾军之后，邀请父亲曹嵩到濮阳与自己一起生活，但是曹嵩一家在经过徐州的时候，遭到了徐州刺史陶谦的部将张闿（黄巾军降将）的伏击，不幸全家遇难。曹操得知噩耗后，亲帅大军杀奔徐州为父复仇。陶谦不敌曹军，撤走，曹操便屠杀徐州百姓泄愤，“凡杀男女数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

    边让为那些不幸死难的无辜徐州百姓深感悲愤不平，对曹操血洗徐州的残酷行径非常痛恨，就禁不住在公共场合对曹操这个人物进行口诛笔伐，痛加批判。世家子弟出身，文人习气浓厚的边让本来就对曹操阉党之后的身份不屑一顾，所以在批判曹操时经常语含讥讽，充满鄙夷不屑。边让在当时很有名气，深受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敬重，所以，他的“讥议”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对曹操在兖州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时，兖州刺史刘岱刚刚在与黄巾军作战中为国捐躯，以张邈、陈宫为代表的兖州官吏和士族阶层原本主张曹操接任兖州牧，在徐州屠城血案发生之后，他们对曹操的残忍嗜血产生了恐惧心理，开始在是否迎接曹操进入兖州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而边让对曹操的批判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眼看着兖州这块即将到手的肥肉要丢，曹操终于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了，他向边让举起了杀人的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