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商隐本人心中想的却是置身“牛李党争”之外，凭借自己的能力才华，而不是党同伐异，去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这从他的诗文中可以反映出来。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独立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受到了来自牛党和李党的双重冷遇，甚至攻击，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后来身居高位的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卖身投靠李党，忘恩负义。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经两入秘书省，但都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他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但经历同样短暂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对于深处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我们而言，李商隐守着如此多的权力和人脉上的资源竟还沦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实在令人不解。如果历史可以大胆假设的话，我们不妨替李商隐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选择：一、当时如果他能义无反顾的投奔牛党，与令狐家族一脉相承，势必稳居高位，权力显赫，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他就要昧着良心看着令狐绹们将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贬再贬，直至贬死于海南任上，他能做得到吗？二、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李商隐事实上倾向于李党），完全投奔至李党的麾下，那么他不但要背负沉重的“忘恩负义”的十字架，同时要随时准备着在李党得势后对牛党人士进行毫不手软的大张挞伐，他又能做得到吗？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采取骑墙的政治策略，牛党得势，就向牛党投怀送抱，李党掌权，便对李党暗送秋波，这样，无论牛党还是李党上台执政，都可以稳坐“钓鱼台”，居“庙堂”之高，而不是处“江湖”之远，然而，锦心绣口、满腹华章的大诗人李商隐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但是，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理想主义的诗人们终究是为理想主义而存在着的，李商隐最终选择了一条独立的，自我负责的，也是自我救赎的，但是却布满了荆棘坎坷的道路，他在如火如荼的党争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理性和超然的立场，并不因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和好恶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李商隐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困境和情状或许只有两百年后北宋末年的苏轼能与之“媲美”。王安石在台上时，身为保守派的苏轼因批评新法弊端而被一贬再贬，而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因不满司马光的教条和武断被一贬再贬。

    人生不幸诗家幸，李商隐虽然“空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没有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他给后世留下了如此多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优美诗篇，为无数后人所钟情所仰慕，如果诗人在天有知，定会露出会心的、满足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