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郭桓一案中，“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也就是说，从中央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直隶和各省的好几万人都牵连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关进监狱处死，全国的豪民富户大多数因此破产。

    兔死狗烹

    郭桓案一起，数万官员人头落地，其中大多数属罪有应得，但也不乏蒙冤而死者。其中，最冤枉的当属最后被推上断头台的这个人，他是谁呢？您是如何也猜不到的，因为这个答案太匪夷所思、太出人意料了。

    朱元璋在郭桓一案中采取的“铁血政策”在士大夫阶层和富民阶层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和不满，当初弹劾郭桓的余敏、丁廷举又上奏章说郭桓居心叵测地胡乱攀扯好人，而审判机关严刑逼供，结果无辜者屈打成招，造成冤案。为了安定人心，平息众怒，朱元璋需要找一只“羊儿”来替他承担罪责，找来找去，这个痛苦而致命的帽子最终戴在了负责此案的国家检察院检察长吴庸头上，于是，吴庸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被凌迟（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处死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吴庸的结局着实让人慨叹，令人深思。

    之后，朱元璋传下圣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就此结束，以后不再追究。天下第一大案至此收场，但是，朱元璋的肃贪风暴并未到此结束。

    重典治贪

    朱元璋使用重典，是对元朝以来官场松懈腐败恶习的一种有些过度的矫正。朱元璋常说，吾处乱世，不得不用重典。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规定，凡赃款达到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将犯罪者枭首、剥皮示众。当时，在县城附近都设有一座土地庙，作为剥皮行刑的场所，称作“皮场庙”。被剥下的案犯人皮中填满杂草，悬挂在官府公堂的座位旁边，以示警戒。后任官吏于此办公，无不触目惊心，肉跳不已。

    其实，对于当年必定要死的官员来说，砍头已经是最好的归宿，比砍头更惨的刑罚多得不计其数，朱元璋在如何杀人上是颇有天才的。当时的酷刑，除凌迟处死之外，还有洗刷、铁刷、枭令、称竿、抽肠等死刑，此外，尚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去势等让人生不如死的酷刑，一时间，明初官场简直犹如“活地狱”一般，以致鲁迅在几百年后仍对此大发感慨说：刑罚如此之残酷，令人感到不像是在人间。

    对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朱元璋确实是太狠了一些，但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是体恤有加的。在他的肃贪风暴之下，官场风气与元末相比为之一新，“百姓乐业，河清海晏”，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后的“仁宣之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