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实录》）

    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首次正面触及朋党问题，语重心长，有些辞锋暗含杀机。然而，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诏旨，当然不可能使大臣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一朝烟消云散。特别是鄂尔泰为人素来倨傲张扬，乾隆帝此谕虽当时使他不寒而栗，但过后又置于脑后。

    黄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却与鄂尔泰素来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尔泰趁乾隆出巡之机，抓黄的小辫子，以黄举荐的一名官员出了问题为由，说黄“滥举非人”，深入追究。为了确保对黄的打击成功，鄂尔泰特意关照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赶在乾隆回京前，审理结案，并提出建议对此人“降二级调用”的处理意见，上奏给乾隆。在鄂尔泰看来，乾隆远在古北口外，批阅奏章应该不会太仔细，定能蒙混过关。

    心细如发的乾隆却从不会草率对待任何一份奏折。在古北口外的行宫里，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回京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大臣们指出：“此议甚属错谬。明系与黄平时不睦之人必欲致黄于罪。”并指明是鄂尔泰假公济私：“此案审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题复，希图蒙混批准。这样居心行事，竟出于朕信任之头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将视朕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将办事此案之大学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这是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处罚。这重重的一击使鄂氏清醒了一些，从此谨言慎行，不敢再大肆为自己的党徒办事营私。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鄂氏敛手之后，他的党徒却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作为一名御史，他专门找张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时不明内中奥妙，还以为他为人耿直，颇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动机败露了，原来他弹劾张派大臣时，经常找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发。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尔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明显系党庇门生……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

    鄂尔泰闻旨以为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好在皇帝不想让表面上完美的君臣关系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让鄂氏一派一败涂地。他仅命鄂容安退出南书房，在谕旨中说：“若将鄂尔泰革职拿问，而国家少一能办事之大臣。”同时却严办仲永檀，以其“依附师门，暗结党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毙狱中。在这个案子之后，鄂党人物很长时间之内藏身敛迹，不敢再有任何举动。张党亦鉴前车之覆，谨小慎微，处处提防。朝廷之上一时风平浪静，乾隆治理朋党终于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实录》）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变趋势，以鄂尔泰的脾气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肯定不能得到善终，雍正帝生时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终不渝”的包票势必会被乾隆撕破。因为乾隆十三年之后的乾隆已经不再是即位初期那个凡事宽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尔泰福大命大，于乾隆十年（1745年）幸运地病死，总算基本上保全了名节，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得了善终的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