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之丧中那几个掉脑袋的官员并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陕总督庆复等人奏报，四川金川间瞻对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抢劫官兵银物，“实非用兵不可”。乾隆于是派兵征剿。

    圣旨一下，两万大军齐集川北。乾隆要求将领们“歼灭根株，为一劳永逸之计”，彻底打掉这个为患多年的匪区。

    不料战争的进展远远超出乾隆的意料。清军严重缺乏高海拔地区作战的经验，表现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万，耗银2000万两，还是屡屡失利。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连剃个头都成了死罪，更何况兵败失地！金川战争前后三任统兵大臣庆复、张广泗、讷亲都在劫难逃。按理说，这三个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别是讷亲，他是康熙皇后的亲侄子，乾隆皇帝亲手提拔的首席军机大臣，乾隆曾说他“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么“功臣”“皇亲”“朋友”，只有一个个“辜恩枉法”、办事不力的“奴才”。张广泗被处斩。讷亲被赐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军中自己抹了脖子。庆复则被赐了条白练，悬梁自尽。

    从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弃了“以礼治天下”的梦想，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于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乾隆十四年秋审朝审，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均即处死。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也不免归于一死。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寿，按常规，这两年死缓犯一律不处决。然而乾隆宣布，贪污挪用的官员不在不处决之列，宁可破坏大庆的气氛，他也要置贪官于死地。

    对于贪污官员，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过的老武器，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

    对待民众反抗事件，他的处理也分外严厉。乾隆十三年，福建发生老官斋教案，乾隆说：“此案务须……痛绝根株，以绝后患。不但首恶，不可漏网，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遗蝗蝻种，深为地方之害……其余逆党，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发生民众骚乱，他指示说，“所获的要犯杖毙数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题”，使自己的统治加入了明显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顿军纪。鉴于金川战争的不利，乾隆特别宣布，凡关系军务的犯人，更要从重处理，“不少假借”。凡武职官员，临阵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级。金川战争进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认识到清朝武装力量的废弛，因而力图整顿。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锐营，训练强兵劲卒，自己经常前去检阅训练。（《清高宗实录》）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或者说严厉的班主任与小学生的关系。下面的小学生稍有小动作，额头上就会遭到老师的粉笔头。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他动不动斥责官员们“妇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无论是在语言风格，还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对雍正当年的重复。在实践中，他的严猛程度则超过了雍正。“他之所以后来名声远较雍正为好，一是因为初期刻意树立的宽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