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重拾噶尔丹的旧梦。雍正九年（1731年），清准两方再起战端，两军大战于和通泊。清军大败，副将军以下皆战死，西路军三万人，逃回科布多者仅两千人。这是清王朝建立以来内外战争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雍正十年（1732年），准噶尔部再度内侵，幸亏归附清朝的喀尔喀蒙古拼命抵抗，才击败了准部。在雍正年间这两次战争打了个平手之后，清帝国和准噶尔握手言和，双方划定了边疆，开始了贸易，中国西部出现了二十年的和平。但是，和通泊之战永远是大清帝国的噩梦，准噶尔部一直窥伺着内地。一旦清朝腹地出现什么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像凶猛的狼群一样迅速出击，在大清帝国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因此，自即位以来，虽然天下太平，乾隆却一直警惕地关注着大清的西部版图，凡有准噶尔的消息，他都不放过。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准噶尔汗国已经有一千多户东迁到察哈尔，归附了清朝。乾隆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们，命赏给他们牲畜，妥善安置。从这些人嘴里，他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信息。

    原来，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汗国原首领噶尔丹策凌病逝，他的三个儿子为争汗位大打出手，自相残杀，导致汗国四分五裂，力量大衰。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首领达瓦齐讨伐不听指挥的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的三车凌为了寻求活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投靠清朝政府寻求保护。

    因此，接到汇报后，乾隆在第一时间即断定三车凌是真降。他命令守边将军妥善安插三车凌人口，赏赐给他们大量的银两、米面和牛羊，还专门设了“赛因济雅哈图盟”，任命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

    投降的三千户西蒙古人获得如此优厚的待遇，已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不仅如此，为了表彰杜尔伯特三车凌“率万余众，倾心来归”的功绩，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还特别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三车凌。皇帝分别册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蒙克为贝勒，其余头目也都分别封为贝子、公、台、吉等。他连续八次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中举行盛大的宴会。自山庄建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

    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对待三车凌，不仅仅是为了表彰他们“万里远归”，更主要的，是为了了解准噶尔汗国的虚实。他与三车凌数次长谈，深入掌握了准噶尔汗国的情况。他发现，今天的准噶尔正处于历史上最虚弱的时期。

    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迅速出兵，扫灭准噶尔汗国。他下诏说明自己想大举兴兵作战的想法：

    （准部）数年以来，内乱相寻……此正可乘之机。若失去这个机会，再过几年，等其局势平定，必然还会与我为敌作战。那时我军再与之战争，耗费必然更为巨大……朕以为机不可失，准备于明年分两路进兵。这是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我今天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清高宗实录》）

    此诏一下，大清举国震惊。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皇帝，乾隆本来是一个“太平天子”。他在和平中接了班，在他统治的前20年里，大清天下也风平浪静，边疆无警。除了那场本没有必要的金川战争之外，大清不闻兵戈之声。

    发动平准之战，在所有人看来完全是自找苦吃。如果不发动这场战争，历史绝不会因此而指责他。主动出击成功，固然荣耀无比，一旦失败，那么他20年统治的成果会毁于一旦，自己也身败名裂。

    因此，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帝决定出兵时，遇到的几乎是一致的反对之声。

    理由之一是所谓“兵者不祥之器”。20多年前的和通泊之败在大清官员心中留下的阴影太深了，一提起准噶尔，他们就心惊胆战。在他们看来，蒙古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