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假造民意，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员，那么，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所以他说：“小过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则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遽为纵遣，是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成何政体？明祖于此俱加以赏赉超擢，不啻导之作奸。倘猾吏民窥见意指，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但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比如这次南巡途中，他望见衣衫褴褛的百姓，会叫到驾前，细细盘问何以穷困，并命加以赏赐。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询问则可，底层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动向他揭发地方官的错误，却使他十分不快。国家政治的运转一定要在严格的政治纪律基础之上，百姓有了冤屈，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不应该直接找到皇帝这里。“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督抚司道，昭布森列，自当据实陈诉，静听审理，何至无所控吁”？

    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但他们的眼神里透露的却都是执拗和不驯服。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如果天下沧海横流，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对他们进行鼓励，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因此，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却从不这样做。

    这两个灾民的出现，让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话有所根据，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说谎的。但古往今来，上访的处理原则不变。他一纸批文，把这两个人转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命他认真审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状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东邹县，突然路边又冒出一名告御状的人，同样是衣衫褴褛，同样是一口豫西口音。一问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刘元德，也来投诉自己的父母官办赈不实。

    乾隆皇帝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冷峻。

    连续两起夏邑人告状，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联想到彭家屏同样也是夏邑人，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在乾隆的政治生涯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连续两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状事件。习惯于危机思维和阴谋思维的皇帝第一时间判定，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活动。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员彭家屏在背后策划，让这些普通百姓不断出面，利用这次旱灾，来扳倒他们不喜欢的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

    如果是这样，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状演变成了地方缙绅利用和勾结普通百姓，企图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阴谋。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帝国政治秩序。任其发展，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

    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

    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细细审问。他决心把那个他素来不喜欢的彭家屏从这起案件背后挖出来，最好酿成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杀一儆百，因为大清天下此刻特别需要一记有力的警告。

    在欣赏自己盛世治绩的同时，皇帝也分明预感到，大清王朝危机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

    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证据。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大唐开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据说文景之治时，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户户都骑马，而且全骑雄马，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