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因此，宣布国家进入“极盛”以后，皇帝提出了“大兴文治”的口号。皇帝说，圣明之治，“始之以武，终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为全国臣民确立一套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日理万机处理无数繁杂政务的同时，皇帝还亲力亲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点抓了如下几件大事：

    一是为天下臣民“御制”了一部标准的历史。编写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最强有力的武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和修改一个民族的记忆，历来是最高明的统治技术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导大臣编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系统讲述了从黄帝到明末共计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历史。

    清代统治者入关后遇到的最大意识形态困难就是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之上的“正统观”。按照传统的说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论怎么解释，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这部书中最着力的，是确立新的“正统观”。乾隆从“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角度重建“正统观”，重新论证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乾隆从《春秋》等传统经典中为自己寻找依据说：“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他强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谁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谁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百姓的生活，谁就是自然的“正统”。通过这部书的广泛传播，外族统治者首次占据了“道统”的制高点，有效地宣传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二是根据时势需要，大幅修正一些当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乾隆为人，极端自负。他一举一动，都想着要为后世万代树榜样。所以他一贯瞄准那些事关全局的最艰巨、最棘手的问题，不给后代子孙留麻烦。调整对明末清初人物评价就属此类。

    众所周知，没有一大批有杰出才华的汉人帮助，满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这代表了清初统治者对汉族功臣的一贯态度。

    可是，到乾隆时期，国家已经安定百年，攻守之势已变。创业之时，提倡“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守业之时，最需要的是提倡臣民的“愚忠”。为了“砥砺臣节”，乾隆决定把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面教员，以防止后来者在清王朝遇到危机时同样“应天顺时，通达大义”。

    乾隆知道，这样直接违反祖宗定评的大事，后世子孙没有魄力、没有能力去办，承担此责任非他莫属。乾隆四十一年，他特命国史馆实现写法创新，特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大节有亏”的人物统统收入此类。他说，不但钱谦益等后来的降臣“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就连那些为清帝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也不能逃过今天的道德审判。开国元勋范文程，虽然未在明朝任职，但因为原是明朝的生员，被乾隆评价为“与纯儒品节不无遗议”。李永芳是明朝在职官员中降清的第一人，对后金忠心耿耿，功勋卓著，乾隆却认为“律有死无贰之义，不能为之讳”。洪承畴随多尔衮入关，入内阁总理军务，功劳最多，乾隆却认为他曾是明朝重臣，叛明降清实在可耻。以上诸人皆被编入《贰臣传》甲编，供后世永远批判。乾隆说，这样做“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三是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营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以证盛世“文治之极隆”。财力的充足支持乾隆大修官书，装点升平，乾隆一朝官修各种大型丛书达一百二十种之多，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冠。其中《续通典》《大清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