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吸吮汉人的膏脂。史书屡言清人“罄国入关”，据说整个民族的西迁“几经三十五六日，男女相继，不绝于边”。到了北京，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圈地”。名义上说是把“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强占汉人的产业。史书记载，最强横的圈地过程中，“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史惇《恸余杂记》）他们掠夺北京附近汉人土地的数量十分惊人。如遵化州由于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是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清初诗人方文有诗云：“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北游草》）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状况。大量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此时的满洲人对内地人民所怀有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抢劫心态。

    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清政权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康熙皇帝亲政之后，断然命令永远停止圈地，并且大力推动满洲人放弃奴隶制。康、雍、乾三代的高效统治，使中国人安享了一百多年的太平。

    但是，历史毕竟是抹不去的。汉人内心的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泯灭。一旦想起往事，任何一个汉人不免都会心绪难平。

    而满族皇帝也因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而心虚不已。他们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债太深。这些血债在任何时候，都是点燃汉人反抗情绪的火种。

    所以他们急于毁灭证据。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在这些字纸炉中灰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乾隆对销毁工作的认真执着几乎达到了变态的程度。那些不法书籍，今日在我们看来，许多其实都被禁得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大部分有“反清内容”的书，今天读来，也没有多大“毒性”。可是乾隆却视如大敌。他唯恐这样的精神污染物“扩散”，污染任何一个其他人。他规定，所有有违碍的书籍，为了防止扩散，都要“封固进呈”。也就是说，发现之后，立刻密封，不得使其他人看到，迅速送往北京。

    许多官员头脑中的这根弦没有乾隆绷得紧，暂护贵州巡抚韦谦恒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这些图书数量太大，何必费人费力千里迢迢送至北京，不如在本地直接销毁。他请示皇帝说：“将原书封固，发还书局，俟奉到圣谕，即率同司道等官传集绅士焚销。”意思是说，等皇帝批复一到，就把全省官员和绅士传来，一起观看焚书，可以起到很好的现场警示教育作用。不料乾隆接到这份请示后大为光火，朱笔连批带抹，痛骂他“何不解事，糊涂至此”！“所办实属乖谬”！

    皇帝为此事专门发了一道上谕，再次强调：

    贵州等地文化不发达，百姓心思幼稚粗鲁，这些不法书籍也许不会出现私下传播的情况。至于江浙等省，人们一听到有禁书，一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千方百计会弄来偷看，甚至私下广为传播。韦谦恒你本身是江南人，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知轻重，至于如此，看来你是一个糊涂不晓事的人，难堪大任！

    韦氏竟因此区区小事丢了官。

    皇帝因此重申：

    各省查办违禁之书，屡经传谕，令各督抚检出解京，并经朕亲行检阅，分别查销。

    乾隆朝“消灭记忆”运动，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以致今天已经完全无法估量所承受的文化损失。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