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假道学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没有修到大圣境界，却妄图进入历史。尹嘉铨为人行事，就颇多假道学的嫌疑。他的倒霉，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击假道学这么简单。在打击假道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清代帝王对“真道学”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说，“道学”或者说“理学”，要求人们践行圣人的教导，做正人君子，忠君孝亲，对专制统治是有利的，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专制主义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就连这种“道学”本身，也成了专制制度扩张的妨碍。

    原因很简单。理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家学说为士人们设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为顶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学都对人的自由意志极为推崇。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学要求其信徒能在权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道德砥炼，成为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远远超越帝王和其他权力者。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但是，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雍正皇帝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而入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分”偷换了，或者说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他们要求，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特别是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大臣要无时无刻不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雍正开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设想挫辱、打击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头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狱打击“假道学”尹嘉铨之前，雍正就以冤狱打击过“真道学”杨名时。

    杨名时，号凝斋，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