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或编辑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对此，鲁迅说：“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这项工作牵涉各省，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

    不论尹嘉铨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本来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会安享天年，寿终正寝。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