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私人财政由内务府掌管。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一个是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另外，则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

    因此，大清帝国财政的蒸蒸日上并不能直接保证皇帝日常消费水平的水涨船高。一般来说，由于皇家庄园的规模有定制，内务府经营水平也有限，不管国家税收如何迅速增长，皇帝个人的收入却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满足其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收受贡品。奢侈品的消费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没有钱大量购买，二是体制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场上与商人讨价还价购买奢侈品，显然不妥。更何况，喜爱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则中的头一条禁忌，不可为民众所周知。所以官员们进贡与否，进贡多少，贡品质量如何，直接决定着皇帝的生活质量。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

    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说，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乾隆起居注》）励精图治之态灼然可见。

    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

    二是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世之巅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有更富于享受的资本和条件。

    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皇帝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皇帝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乾隆一路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自信心也直线增长。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着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第一次被打开。那一年他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注定只能越开越大。

    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实上，他们用在工作上的心思远远没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恶上的精力多。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扳指、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