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族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众所周知，甘肃是个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在布置战争的同时，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掸望任甘肃布政使。他对皇帝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因此他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掸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之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掉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掸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这样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掸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肃省共有二十七万多人捐了监生，收银一千五百多万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二百九十余万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

    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名字、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掸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

    对于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变态发展成为常态。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这些读“四书五经”出身的朝廷命官，无一例外廉耻丧尽。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罪行，居然无一拒绝，反而争先恐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也大抵可以想见。乾隆皇帝也不禁叹息：“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其次是地方腐败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腐烂已经蔓延到政治中枢。

    王掸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