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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
5-176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连年不断的巨大顺差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然而,世界上白银产量毕竟是有限的。英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的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对华贸易不断增长,而银矿的产量却十分有限。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美洲很多银矿面临枯竭。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英国人也心急如焚,急于找到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

    病急乱投医,他们想到了鸦片。

    史载英国商人第一次向中国输入鸦片,正是在乾隆初年。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头次尝试让他们惊喜交集。每箱鸦片在印度的购价不过250印币,而运到中国,售价竟高达1600印币,一翻就是6倍多。很显然,这是换取中国茶叶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润的驱动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 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中国茶叶的计划。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1/8,到乾隆后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1/2了。中国社会上,吸食鸦片者的数量大大增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

    但是,与乾隆晚年的许多其他禁令一样,这道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这是外国商人的经验之谈。英国商人轻易地用行贿手段打破了海关的封锁。事实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欢。因为禁令为海关关员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间。英国人后来记载道:“禁烟法令甚严,但送给主管官员金钱后,鸦片买卖却可公开进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英国使团成员到了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中国社会上鸦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大多数孟加拉去中国的船都运载鸦片;但是土耳其出产、由伦敦出发的中国船只所载的更受欢迎,价钱也卖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病急乱投医的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中英高层接触,使中国打开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依赖这种非法的勾当。但是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进一步垄断了鸦片的制造权,扩大了在印度的鸦片种植面积。为了在华扩大鸦片销售,他们甚至对中国吸食者的嗜好专门做了精心调查,力求鸦片的制造更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马戛尔尼使团失败后,鸦片贸易数量迅速上升。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而1798-17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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