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通的，便是好汉。”他现身说法：“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诫，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在修身之路上，曾国藩走得异常老实坚定，他给自己立了这样一个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把自己推入“圣贤”和“禽兽”的两极选择之中，破釜沉舟，不留任何退路。通过这种本质上不合人情的、非人道的方式，他把儒家精神中刚健有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至诚慎独等优良品性熔铸到自己身上，涤荡掉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虚伪、阴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养成了高尚澄明的人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成就大事业，仅仅有大心胸、大境界是不够的，还得有大本领。曾国藩的大本领同样是从顽强刚毅中锻炼出来的。

    四十二岁那年，曾国藩奔母丧回乡。其时正值太平军兵抵湖南，咸丰皇帝命他在家乡办团练。一介书生从此开始了带兵生涯。

    曾国藩正值壮年，已是二品大员，性情刚直，自以为居心正大，又有皇帝钦命，所以办起事来雷厉风行，锋芒毕露。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十分厌恶，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一个个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都是行家里手。从巡抚以下，都因为曾国藩侵犯了他们的权力而深怀不满，处处对他下绊子，打冷枪，掣肘使坏，弄得曾国藩事事不顺。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练勇半年之后。曾国藩训练团勇，要求当地绿营兵一道会操。平时懒惰惯了的绿营兵受不了他严酷的训练方式，在军官的挑动下，聚众闹事，攻入曾国藩的公馆，枪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曾国藩狼狈逃命，才幸免一死。曾公馆和巡抚衙门仅一墙之隔，事发之时，全城皆知，巡抚却装聋作哑。直到曾国藩仓皇跑来，才假惺惺地出面过问，事后，对肇事者未做任何惩处。

    血气方刚的曾国藩受此挫辱，大受刺激。一开始，他想上疏给皇帝，把湖南通省官员弹劾一遍，出出胸中闷气。可是冷静下来一想，这样一做，以后在湖南办事更难。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他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不争这一时闲气，而是从头开始，发愤振作，练成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给湖南通省的文武官员看看。

    正是这一刺激，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心理能量。他离开长沙，移驻衡州，在那里招兵买马，一改协助地方官训练团勇的初衷而要建立一支自家的军队，和太平军一决雌雄。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如果没有这次受辱，也许他不会下那么大的心力去建立湘军，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这是他从挫折中得到的大智慧。他咬紧牙关，把这一番大挫辱活生生吞下，倒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湘军因此而诞生，曾国藩的“中兴伟业”也即此起步。

    同治六年，他在家书中对曾国荃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