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另换一个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

    儒家说改过要勇，更要速。反省到了这一点，曾国藩马上上门认错。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说：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有一次他到陈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当天晚上他这样批评自己：“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做子矣。日日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

    近得了一二良友，知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仲淹）和韩（琦）（这样的名臣）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这样的大学者）亦可学而至也，程、朱（这样的理学圣贤）亦可学而至也。

    梁启超在盛赞曾国藩的“有恒”时说：

    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

    儒学的圣人理想，基本上可以类比为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确实，儒家的“圣人状态”与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后的“高峰体验”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所谓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为欲望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而英雄伟人则是醒过来的人，他们天性刚强，头脑有力，可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而“圣人”，或者说达到“自我实现”状态的人，则是通过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欲望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

    应该说，儒家的圣人理想远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高远和超越。马斯洛给人实现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间，而儒学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构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圣人理想有着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圣人学说”也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心理武器。所谓“取法乎上”，它确实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调动起全部潜能的奋斗目标。只不过，儒家学说所设定的自我完善目标如此高远和超越，几乎不可操作。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

    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的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

    曾国藩在立志自新之始，是相当急于求成的。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他“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er">第三节 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谁坚持的时间长。他对第一群人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人说的是，想看看他们谁最有耐力。对第三群人，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如果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