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曾国藩的执“迷”与觉悟
有人说,曾国藩是一位相面大师,甚至有一本流传甚广的相面书伪托曾国藩之名,卖得很好。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呢?如果是,他为什么会迷信呢?
然而在曾国华之丧前,曾国藩很少谈论天命。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曾国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
他在家书中谈及风水时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
他还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术:“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查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作“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谓余现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儿,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但祖母坟地毕竟过于狭隘,“不便立牌坊,起诰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诰封碑亭”是体制和家庭荣耀所关,不能不修。他的解决方案是将来将祖父母分别安葬,将碑亭之类建于祖父坟前:
不过,曾国藩京官期间穷心竭力精研理学,发誓“学做圣人”,并没有多少余力研究风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虽然识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