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半年前就预告了曾国华之死，足见天命有其定数，人力的巧计营救对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因为六弟之丧，曾国藩对“风水”与“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从头回顾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兴衰历史，总结出家运中的这样一个规律，即咸丰年之后，每当大得意之后，必有大失意相随：

    吾家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壬子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太夫人之讣；甲寅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九弟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

    也就是说，道光年间，曾氏家运一直蒸蒸日上，而自从咸丰皇帝即位以来，曾氏家运之规律变为大喜与大悲交错：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亲之丧。他刚攻克武汉田家镇，湘军声望达于顶峰，紧接着就遇到水师大败。咸丰六七年间，湘军转危为安，军事进展顺利，不料父亲突然去世。今年曾国荃攻克吉安，声名大振，不料马上遇到了六弟之祸。

    曾国藩由此认定，祖母葬后家中出现的诸种吉祥，不过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丧，则是吉安之大得意后的大失意。先人葬地，似乎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当初自己所信的那样大吉大利，何以家中会屡次出现横逆之事？六弟之丧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则即使在其后移动父母坟茔，也必无济于事。一个人的穷通死生，怎么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决定和改变？如果那样，上天岂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岂不是太不严肃了？

    事隔多年后，他在日记里说：

    ……

    “天命”之说，从此在曾国藩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另一次记载是关于军事决策：

    和风水说一样，天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第二，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几个弟弟因认为此地风水不佳，差点和祖父冲突起来。而素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

    他相信，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对于蓬勃的向上意志无可奈何。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完人，可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正是这种观念激励着曾国藩精研理学，刻苦修身。青年时代曾国藩偶有几次谈论命运，都是为了安慰鼓励科举不顺的弟弟们。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没有考中秀才后，他写信安慰说：“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然而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弟们“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对于功名富贵，不必焦虑妄想系心萦怀，而是将全副精力用于进德、修业。所以曾国藩此时的命运观，还是为他的个人奋斗观服务的。

    问题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