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左支右借，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常常饿着肚子打仗。

    正在这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一股脑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他期望这回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

    可是咸丰皇帝还是不能相信他。适值此时太平军的势力日渐消退，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功高劳苦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这对于一心建功立业并为此鞠躬尽瘁的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那些平时和他作对的地方官一个个喜形于色。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曾国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咸丰八年，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这次，他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对那些原来芥蒂颇深的地方官，他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啖之以厚利”。他在家书中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世故圆滑，以他人的私心私利为自己所用，大刚若柔，大智若愚，这套儒道融揉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

    在其他方面，曾国藩变化也很大，他早年为人比较仁柔，“沅弟言我仁爱有余而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时常说及”。但是后来就改掉了这个缺点。为官后期他说：“吾行军多年，视将士如子弟至于执军法以诛败类，必有余矣。”其中霸气可见。

    越到晚年，历事越多，曾国藩的做官术就越老练，也越平淡：“近来阅历万变，一昧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已经能做到看透官场上的兴衰，丝毫不动心了：“凡做到十分热闹时，阁下谓看者之局将散，而不知唱者之兴已阑，凭他轰轰惊天动地，究与自家丝毫无与。”

    三

    曾国藩做官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善于研究历史经验。他爱读总结做官经验的书，日记中常见“阅《从政遗规》，将摘抄一二，以自纂《吏治要言》”之类的记载。曾国藩非常仰慕清代名幕汪辉祖，并专门研读他写的佐幕官箴。“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直到生命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五种遗规》和《名臣言行录》这两本书。通过读史，曾国藩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居官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特别爱读历史书、哲学书。他一生对十分重视，用力至勤。考，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读。他从这部古老的经典中读出了辩证法，读出了大量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都对他在官场上的姿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昔人以宦海为喻，孤舟一叶，日颠覆于洪涛巨浪之中，力稍怯不能把舵，即落水矣。”官场上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背后却处处杀机，其中玄机万端，极难把握。“京师物议与枢密消息随时变迁，设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者，转瞬为人所唾弃，亦有群疑众谤，众议沸腾者，转瞬又风平浪静。”他深知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之道，在顺利之时，总能想到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