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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批评“一号首长”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一

    这“第二大堑”并没有使曾国藩沮丧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这个官僚体系的战斗决心,坚定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天下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输心剖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他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然而,事实证明,他太过天真了。咸丰皇帝并没有这个魄力。咸丰心胸狭窄,气质庸弱,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他对如何驾驭大清政治心无定见,曾国藩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大失所望,郁闷无已,给友人写信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诚,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咸丰元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广西。对于这场大乱,咸丰皇帝毫无准备。他就像一个没头的苍蝇一样,指挥混乱,布置失措。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无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

    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怒笑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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