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写道：“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至于门敬，跟敬（给上司跟班的钱），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甚至督抚们的礼金可免，门子们的门包却不可免。湖北巡抚宪德曾经奏报说，湖北巡抚每年有盐商送的礼金四万两，送的时候要给门子送门礼四千两，他的前任杨宗仁已经把四万两禁革了，但家人门礼四千两仍然照旧收受。

    至于巡捕和签押，也都炙手可热。巡捕既负责带领官员参见总督，下级官员势必要向他打听总督的喜怒好恶。这会有一笔好处费。至于“签押”，有权在“签押房”中为官员初步处理文件，分出种类，拈出轻重缓急，其中可操作的寻租空间，更是巨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工作人员的重要和关键，比今天领导身边的秘书和司机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们对地方官员很容易颐指气使，要想在地方官场上办点私事也易如反掌。所以曾国藩才专门写了这样一篇约章，对他们进行要求。

    四

    不搞迎送，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人员，这些对于吏治来说，虽然重要，但毕竟都是小节。

    曾国藩整顿吏治最关键的举动是挑战陋规问题。

    陋规最大的害处还不是败坏了官风，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级官员直至办事人员的“陋规”都直接出自百姓的血汗。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各地的“附加税”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比如江苏省在咸丰前期，一石大米值二千文钱。也就是说，如果给国家交一石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二千文钱就行了。但是官府却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八千、十千至十八千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三倍至八倍不等。当时就有人说：“江南必反于漕。”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

    所以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兴名臣”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推动减轻百姓负担的问题。同治元年，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参照湖南、湖北的做法，开始了本省的减负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间（收地丁银一两，或收银一两二三钱至六七钱，或收钱一二百文至二千一二百文不等）。漕米则收一石米，要加收二三斗至五六或七八斗不等。如果改收银两，则每石米收银二三两至四五两不等。

    曾国藩与沈葆桢商量之后，决定自同治元年起，将田赋附加税率定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银一两一钱，实收库平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改收二两白银。据布政使李桓估计，改革之后，每年可为老百姓减负一百多万两：“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复可为民间节省银一百万余两，为军饷共筹银三十余万两。”

    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陋规”。江西和其他省一样，“至于馈赠陋规，到任者则有上司各衙门之供应、门包，年例则有本管知府之节寿、月礼。收漕则有粮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绅士之陋规与大漕馆、干修等名目。此外尚有一切随时零星馈赠之款”，“皆百余年之积弊，习为固然者也”。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由于是首次尝试，曾国藩后来发现，江西的减税改革搞得过于激进了。如此大规模地降低附加税后，各州县收入顿减，许多地方行政开支没有着落。“1863年6月，曾国藩在描述江西局势时说：‘州县之入款顿绌，而出款则不少减。牧令深以为不便，而绅民于大减之后仍尔催征不前。’1863年期间湘军军费增加，此事使曾国藩越加后悔不该把江西省田赋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