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库”加“养廉银”，这就是曾国藩在两江的个人财政来源。到了直隶后，来源结构也大抵相当，只不过“缉私经费”换成了“盐规”。到了直隶之后，曾国藩在信中对儿子谈及个人支出的打算：

    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而刘印渠号为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说，直隶总督主要个人收入为养廉银一万五千两，此外还盐规二万两。这二万两盐规，就好比两江的缉私经费，是供给总督个人花用的。因此总督的收入来源总计三万五千两。而曾国藩自己测算每年大约需花掉二万二三千两，这样，每年还可以省下一万多两：

    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

    四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

    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于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两个“散掉”的处理方案：“余家于此二万外不可再取丝毫。尔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设法用去。”他说，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善后局的零用，一是作为报销局的部费。他特别嘱咐，不能捐为慈善款：

    或捏作善后局之零用，或留作报销局之部费，不可捐为善举费。至嘱至嘱。

    为什么不能捐为善举呢？因为这样就会被人所知，曾国藩平生认为，“凡散财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所以“总不可使一人知也”。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二月初三，他在给纪泽的信中又一次明确了这笔钱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全部用于军费报销的“部费”。如果按这封信判断，那八万两报销部费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曾国藩本可纳入私囊的“陋规”。

    不过，据方宗诚说，曾国藩剩下的这笔钱，有一部分后来用于购买赈米了：

    ……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向来总督去任时，此款皆入宦囊，公则仍留为慈善之用。移节直隶后，安徽有灾，买米赈之，皆此款也。

    按方氏的说法，曾国藩又改了主意，没有以此充为部费，而是用于赈济。由于没有第一手资料，这笔钱最后到底怎么用掉的，现在无法提供确论。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待了不到两年，回任两江时，他发现自己积攒了“俸余三万金上下”。这笔钱他一部分要带进京中作为“别敬”及其他应酬费用，除此还有剩余。比如在直隶总督陋规项下，还有一项没花掉的钱，叫“盐吏占费”，大约一千多两，他也不打算纳入私囊，而是像以前一样以散钱为处理之法：“盐吏占费将余千金，余不欲以之肥私，可以四百捐育婴堂，余分给诸人。（五巡捕各五十，内戈什各三十，外戈什及上房仆婢酌分。）”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像每个帝国地方官员一样，建有自己的小金库。但是小金库中的结余，他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带走。

    至于养廉，则没有什么结余。在任总督的前几年，曾府内人口较少，每年花不掉的养廉银，曾国藩往往以之济助亲友，甚至素不相识之人，不做储蓄：

    曾公于故旧极有恩谊。仁和邵位西员外懿辰殉节杭州，妻子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