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是皈依了天命说之后曾国藩的行事策略。也就是说，以天命说来排解心中的迷惑愤懑，以天人感应说来激励自己继续奋斗。

    鉴于这种考虑，曾国藩从不在众人面前谈论天命，即使私下谈论，也总不出亲信僚属的小圈子，并且多在事后。他愈是感到“天命难违”，愈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甚至达到极端的程度。“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一语，就是他晚年用来勉励年轻人的。

    虽然知道事不可为，他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阅王而农所著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劳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时，他在信中与之相约道：“吾兄弟报称之道，仍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这并非漂亮话，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虽然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下肢浮肿、脚软、疝气、失眠诸症，更因青光眼、白内障导致一目失明，“难于阅读”，“不能多见客，不能多说话”，他却仍然尽职尽责地为国工作，一点也不偷懒。

    他的幕僚赵烈文记载的一幕，见证了他督两江时的辛苦劳瘁：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涤师来久谈。迩得微恙，神气殊乏，会客来请主考入闱茶宴仪节，絮絮不已。余云，小事不必亲躬。师曰，吾非专此而习久已成风气，细大不捐，亦无可托之人耳。（赵烈文又劝）师曰，吾以夙死为乐。君言虽切，无以易吾志矣。

    他督直隶，“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虽然抱怨“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他却开足马力，拼尽老命，一年之中清理积案三万多件。此外治河赈灾，惩贪奖廉，都多有成效。

    十三

    晚年曾国藩的世界观，以天命说为本，而风水鬼神报应之说也并行不悖。他依然相信风水的存在，也相信因风水而得富贵的事实。因为这毕竟是从理学“气本论”原理推论出来的结论，何况还有他另一次“亲身体验”作为证明。

    那是发生在祁门县的事。安徽祁门清初中过举人，后来一位江西籍的县令将县城改建在山脚下，从此一百多年没有人中过举。曾国藩驻军祁门时，以县城局促，并无“形胜”，因拆毁城墙。竣工后曾国藩写了四句话：“拆去西北城，岁岁出科名。东南留一节，富贵永不歇。”说来奇怪，此后仅甲子科乡试，祁门县就考中了三个举人，丁卯科又考中了二人。曾国藩由此更加认为，风水之说绝非无稽之谈。

    因此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同捻军交战屡遭惨败后，曾国藩推测，这也许是由鄂抚衙门不吉利造成的，敦劝曾国荃移贡院。

    但更多时候他更坚信，正如同天命是人不可左右的，能不能得到风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换句话说，风水实际上也是天命。好的风水往往都是得自无意之间，上天注定。有意营求，是难于获得明显效果的。孔子的“天命说”和朱子的“风水说”被他用这种方式统一了起来。他说：

    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

    他举例说：

    吾亲友中，如长塘葛氏既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

    究其原因，他认为是既然有意求富贵，则“皆不免以诈力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