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厨房里剥着玉米等待父亲回家，这时，从窗户望出去，我看见我们的邻居向后门跑来。“敲门、敲门、敲门”她说，“屋里有人吗？”怎么她老是边敲边说呢？

    “进来。”我说。

    她还没有张嘴，我就知道她来的目的了。她肯定是来借东西的。如果不是一杯糖，就是割草机，或者是她的车没有汽油了。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黄油？”她问道。

    “当然可以。”我说，打开了冰箱。

    “我到杂货店买了回来就还你。”

    “没问题。”我说。但是这确实有问题。她几乎从没有还过借去的食品，就是借去的工具，也总是得等到好几周之后才还回来。她一个人工作，带着两个孩子，也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不喜欢她把我家当成救急站，什么没有了都上我们家来要。甚至我的父母也不能幸免。她临出门时恰好碰见我父亲鲍布回来，于是就问他有没有不干胶。父亲正好有一卷放在车上。

    “你再也不会见到那卷不干胶了。”父亲走进厨房的时候，我告诉他。

    父亲只是微笑着耸了耸肩——他的眼睛使我回想起30年前的一天。

    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父亲是新英格兰一个小镇的补鞋匠。每天放学以后，我沿着大街走到父亲的小店去帮忙，我的工作是将顾客送来的鞋贴上标签，然后把取鞋票交给他们。我不时透过窗玻璃望一望外面的世界。大多数路过的人会向我挥挥手，我也向他们致意。但是有一个人例外，他从来就回避我的眼睛。

    我们叫他棕农人布朗宁。不论春夏秋冬，他总是戴着一顶棕色的羊毛帽子，穿一件棕色的破夹克，磨损的袖子油亮亮的。他白天在街上游荡，到了快打烊的时候，我们的钱匣子也满了，我敢肯定，这时他就会来占我父亲的便宜。

    一天，眼见闹钟一点一点地移向关门的时间，我突然看见棕衣人布朗宁向我们的小店走来。我看了看自己的表：5点30分。于是我急忙把窗口的牌子从“营业”换成了“休息”。希望这一来可以阻止他进来。但是棕衣人布郎宁还是推门走了进来。

    他用干瘦的手推了推破烂的帽檐，走过柜台。我可以看到他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潮湿的破夹克散发着落水狗的气味。我转过身去，整理着架上的鞋。他径直走到后面，父亲刚刚关上机器。我听见棕衣人布朗宁川低沉的声音说：“这几天我的手上有些紧，你看能不能借几个儿给我买点吃的？”父亲放下手里的工具，走到我所站的柜台边。

    “对不起，宝贝儿，”父亲说。他打开钱匣子，拿出了两张一元的票子，将它们递给了棕衣人布朗宁：“别喝酒，布朗宁，”他严厉地说，“给孩子们买一点牛奶和面包。”布朗宁点点头，抓紧了爸爸递过去的钱。父亲把布朗宁送到门口，看见他确实走进了街对面的杂货店，父亲站在那儿很长时间，直到看见布朗宁手里提着一桶牛奶和一袋面包从店里出来，才转身回到小店。

    在父亲的鞋店工作的那些年里，我看见过多少次这样的情景？20次？30次？100次？为什么父亲从不抱怨？他肯定从来没有收回过布朗宁“借去”的钱。现在我已成年了，父亲也退了休，我才问他。

    “爸爸，那时你为什么老是借钱给布朗宁？你知道你借给他的每一分钱，对他来说不过是又多了一分酒钱。难道你不觉得他是在占你的便宜吗？”

    父亲住餐桌旁坐了下来，他盯视了我好一会儿。也许他在想那卷不干胶，也许他已经听见我多次抱怨邻居借了我的鸡蛋、割草机、黄油等等而不归还。父亲说：“我从来就没有期待布郎宁会还我的钱。很早我就决定，我不借钱给他，在我的心里是把钱给他。如果他说是借钱，那是他的事。但是，从我来说，我是把钱作为礼物而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