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是玛丽亚·罗莎，但是在贝叶拉阿尔塔省那偏僻山村中，人人都叫她酸玛丽。她尖酸粗鲁，平胸驼背，满脸皱纹。已经70岁了，仍靠装送松针为生。她每天在她那荒芜的菜园子里采一颗甘蓝和两个土豆做汤，再加一点橄榄油，就是一顿晚餐。饮水要到远处小径旁的抽水井去汲取。

    我是15年前在山村行医时认识酸玛丽的。那时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医生，看不惯她那粗鲁无礼的样子。她有时不先打招呼就闯入我屋里，伸出一只伤肿的手，不客气地说：“替我治好！”

    我知道她非常穷，便把药品的样品给她。她拉起黑色寡妇裙，把药品放在腰间系的小布袋里，再把头上的结子系紧，掉头就走，连一声谢谢或再见都不说。我的朋友尼科说：“她是个畜牲。”接着向地上吐口水，表示轻蔑。

    星期日做弥撒时，酸玛丽喃喃背诵祷文，口齿不清，没人听得懂，只是时时用手指画十字。我心想：她有点精神病。

    她开始像蚂蝗似的盯着我。不是说有风湿病，就是说搬木柴把背扭痛了。

    朋友们告诉我，酸玛丽年轻时赶骡，也替人跑腿送信，搬运东西，挣钱糊口。她很早就结婚，那时长得一定很好看。她有一双淡绿色的杏眼，眸子有玛瑙色斑点。她丈夫是个酒鬼，一星期醉七天，不久就死了。她孤寡无依，独居山村里，成了怪人。

    有时，我替她看病时想叫她说说自己的过去：“告诉我……”

    她立刻把我的话打断：“我不是来闲聊的。你做你该做的事，快点。”

    我只好闷声不响地替她看病。

    那时是8月，天气酷热。黄昏时蟋蟀争鸣，四周一片安闲宁静。只有我心里有点不好受。

    我和农人汗索、拉巴斯神甫，还有大宅邸里的那位贵族大少爷，站在教堂门前闲谈。其他的人围着我们站着，形成一个人圈。酸玛丽来了，两眼望着前面，丝毫不向两旁顾盼，她的木屐走在鹅卵石路上，嗒嗒作响。她一路寂然沉思，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有人说：“她连个招呼都不打，真该死！”另一个人喝道：“不要你的钱，至少可以打打招呼！”

    不知道是真聋还是装聋，她拉拉那块皱巴的脏头巾，擦擦眼睛，根本不理我们。那位贵族说：“她越来越糟了。”神甫说：“可怜的女人。”

    秋去冬来。我和山村订的合约在初春满期。我也得到通知，应召到非洲去服兵役。不过衙门里的事处处耽搁，直到次年10月我才开始准备动身。我的小汽车中塞满了箱笼包裹。一大早就有人来送行。大家都来了，只不见乖戾的酸玛丽。

    车里堆满了东西：香肠、火腿、刚从园子里摘来的鲜果。小引擎吃力地转动，车子爬上最后一道山坡，村中最后一幢房子也在松林后消失了。下坡后一路向南，那是未来的开始，过去的结束。

    山风清凉，带着令人心醉的草香。转过弯，路中央站着一个人，伸手叫我停车。原来是粗糙瘦弱的酸玛丽。

    她的眼睛比芳馨的山风还要清甜。她说：“我从早上6点钟就站在这里，冷得要死，等着向你说声再见。”她弯腰从一块山石后拿起5个鸡蛋，她养的那只母鸡——她唯一的财产——下的5个蛋。她伸手把蛋送来：“医生，我没有别的东西好送给你。”她微笑着。这是我一年多来初次看见她笑。她自己5天没有吃，省下这些鸡蛋。在她的艰苦境遇中，5个鸡蛋是一笔很大的财富。这比阔地主送给我的肥美熏肉贵重得多。

    我想谢绝：“车里连一颗松子也放不下了。”

    她一定不肯收回：“我可不拿回去。”

    我拿山一只火腿，把鸡蛋放在车里，我原想和她握手，但情不能自己，我们互相拥抱。她流着泪，轻声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