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给乔在人世上的最后几天里带来了些欢乐，可我的新生命却是他赋予的——

    那是发生在1957年的事情。当时我虽已年满23岁，仍然浑浑噩噩，不谙世事。从伞兵部队复员后，逐渐地迷恋上了杯中物，于是终日混迹于酒吧，并且经常惹是生非，喝醉了酒便与人大打出手，大清早就与警察吵闹。我没有固定的职业，对前途看不见一线希望。

    那时我母亲正替纽约的一位名叫乔·汤普逊的律师干活。律师平时十分关心我们的家庭，因此，母亲便把我惹的麻烦一五一十都对他说了。当乔·汤普逊打电话约我出去吃中饭时，我感到很吃惊。我知道这位律师是个大忙人，也知道他有时会变得令人讨厌，用母亲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像个“狗娘养的”。

    我们在商业区的一家餐馆见了面。那家餐馆里铺着雪白的桌布，还有精致的瓷器。那天出门时我随手抓了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所以坐在餐桌前觉得十分不舒服，而我平时喝酒总是穿制服的。

    汤普逊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威严，且令人生畏。他高高的个子，一头银发，穿着一套细条纹西装，里边是一件背心，还挂着一块怀表。然而，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他那双冷冰冰的蓝眼睛。他目光犀利，仿佛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内心活动。

    点完菜后，他就说了起来。他的举止有些浮夸，甚至可以说是造作。然而，他习惯于想达到什么目的就一定不会落空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他穷追不舍地质问我：“你打算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

    我无言以对，以前没人跟我谈过这事。

    后来，他见我回答不上，便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只是断然地说，为了我父母，为了我自己，我必须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一听他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这家伙把他自己看成是他妈的什么人啦？可是，接下来他的语气变得柔和了许多。他主动提出替我在保险公司里谋个差事，还说假如我想读大学的话，他也可以帮忙。

    我心里觉得很可笑。于是在我们见面以来，我第一次开口说话：“请等等！我的中学成绩很差，我觉得我进不了大学。”

    他并没有理睬我的话，对我说假如我想上曼哈顿学院——我父亲的母校，他可以帮助我。这时，他脸上又露出了最初见面时的那种神色：一双蓝蓝的眼睛，目光锐利地盯视着我，具有一种威慑的力量。很明显，我别无选择。我同意了，或者准确些说是让步了。

    一个星期后，在炎热的8月份的一天里，我们驱车往北朝学校驶去。来到高速公路上时，汤普逊突然把车停在路旁，“让我们来祈祷一下吧！祈祷上帝让我们获得成功。”他说。

    他真的要下车祈祷吗？我感到非常震惊，但也照他的样子跪在高速公路旁。身后几英尺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呼啸着来来往往，我感到一种屈辱和羞耻，但我知道这时表示反对是没用的，于是，我也闭上眼睛，但偶尔斜眼偷看他一眼。只见这位身着细条纹西装的堂堂律师双目紧闭，双手合拢，嘴唇微微翕动祈祷着。

    到了学院后，我们见到了教友格雷戈里——文科系的系主任。“我不是天主教徒，教友，”汤普逊告诉他，“但是这个年轻人要失去灵魂了，他是个酒鬼，还是个斗殴者，而且生活中没有目标。”

    我在一旁听了他的话真恨不得地板上有一条缝能钻了进去。汤普逊接着又谈起传统习惯，谈起了我的家庭。他仿佛是站在陪审团跟着，为我的案件辩护。

    格雷戈里耐心地听完汤普逊的话，但他告诉我们新生的班级已全部满额。不过他保证只要有空缺便考虑让我进去。

    到了9月份，正当学校就要开学的时候，我接到学院打来的电话。“我们有一个空位子，”格雷戈里说，“你想来试试吗？”

    “当然想！”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