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手走了，有人听他说完了，但怀疑他是骗子，也不借。特别是听说他只需要一毛钱，而且是借，不是要的时候，更怀疑他借一毛钱的背后藏有更大的阴谋，甚至要报警。

    最终何小兵还是走了两个小时走回家，他无法为了一毛钱而继续受人白眼。他从此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也看清了社会，心想：社会真够贱的，让我一毛钱就看透丫的了！

    看清现实，这是何小兵需要学会的事儿，也是他不知不觉就学会了的事儿。岁数小的时候，理想是一道门槛，跨过去就实现了；岁数大了，理想变成一堵墙，严严实实地挡在面前，任何人也无法忽视这面墙的存在。认清现实，不是心里突然转过弯来了，而是生理反应，岁数大了，以前忽视的东西，现在清晰地摆在眼前。但发现有比自己更年轻的人，以比自己更充沛的精力在这条路上跑着，便渴望知道终点在哪里了，因为你知道，如果一直这么跑下去，你肯定是跑不过那些人的。最近何小兵觉得吉他背在身上有点儿沉了，不像以前跟没感觉似的，背着吉他也能追上公车。

    不仅何小兵如此，其他人也在给自己找出路。

    安威参加了电视台的选秀，跟着几百人一起参加了海选，任那些既不比自己唱歌好听，又不比自己多会多少乐理知识，只是比自己早出了几年名的评委品头论足，瞎说八道。安威本来想拉着何小兵一起参加，但何小兵拒绝了，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这是电视台的行为，最初的动机只是为了赚钱，并不是为了发掘在音乐上有天赋的人。如果真为了发现音乐人才，叫到唱片公司唱几句就行了，干吗非要把选拔现场搬到电视上呢，无非是想把好的、坏的都让人看看，这是一个审美也是审丑的时代，特别是那些有与“传统的美”背道而驰的“现代美”，更吸引眼球，创造高收视率，多卖广告。发现人才那是衍生目的，即使发现不了，只要活动本身挣钱了，目的就达到了。那些评委也是抱着玩一玩的态度，拿个出场费，没谁当真。

    安威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他认为，对于几个月以后的获胜者来说，这毕竟是一次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喜欢唱歌，想唱一辈子歌，所以，他只有参加。

    刘全的一百副鼓槌才用掉小一半，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在北京用完它们，看来是不可能了。以前在工厂打鼓的时候，有工资拿，没觉得打鼓是件多奢侈的事情，现在打鼓，没有工资了，每天光出不进，刘全的鼓也打得越来越没力气了。在老家，刘全打鼓还打得小有名气，可到了北京才发现，会打鼓的人比老家的人还多，顿时怀念起老家的生活，没想到这乡愁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非回老家了不可。

    为了能在北京多逗留一阵，刘全想尽各种省钱的办法。去饭馆吃饭，兜里总得装点儿道具，吃饱的时候把事先备好的头发蟑螂虫子扔在盘里，和饭菜一起搅拌，然后大喊一声“我操”，叫来服务员，要求免单，拒绝服务员提出的可以再换一份的建议，因为已经吃饱了。刘全知道做买卖的也不容易，所以只要求免单，不要求赔偿。靠这种办法，刘全吃遍了住所附近的所有小馆，不好意思第二次进去使用同样的方法蹭饭，只好搬家，搬到饭馆多的地方，继续蹭饭。当他再次被饭馆的服务员和老板记住无法再混吃混喝只能继续搬家的时候，他觉得这么生活下去没什么意思了，不如回老家算了。于是，把剩下的鼓槌都留在北京，如果何小兵他们还会重组乐队，就留给下任鼓手用，刘全说：“我先走一步，让这些鼓槌留在北京尽它们没完成的使命吧！”刘全打算回老家后，看看还能不能回原来的厂里上班，今后，也许他又将是一名车工，并直到退休了。

    严宽仍每天挂在网上找媳妇，婚介网站给他发来的女孩照片络绎不绝，严宽不知疲倦地挑选着：“又给我送妞来了，看看这批妞如何？”

    “这个不行，别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