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面，过程极简单：点、吃、结账、走。一般没工夫聊天。没想到过来个小胖子，也是十八九岁，穿着面馆的制服，弯下腰小声说：“叔，您认识刘五洲吧？”

    我一横眉毛，刚想骂人，谁是你叔？怎么是个半大小子都叫我叔？我有那么老吗？忽又一想，除了刘五洲，其实并没有什么半大小子叫我叔。

    “你说刘五洲？”我放下筷子，“变戏法那个？”

    “对对！”小胖子使劲点了点头，我真担心他把头甩出去砸着谁，“他出事啦。”

    “出事？出什么事？”我挑了挑眼眉，“是改名叫刘谦，终于上春晚了吗？”

    “不是，唉！”小胖子急了，用指关节直敲桌子，“他死啦！”

    那天晚上，小胖子在隔壁烧烤店门口的大排档，就着两瓶啤酒给我讲刘五洲的事。

    小胖子也是这家面馆的服务员，见是见过一万多次，但并没有聊过天。他是刘五洲的同乡——不仅同乡，还同村。这应该不假，因为他是我所见的在店里唯一跟刘五洲聊得比较多的人。他们村的小伙子，大部分都出来到各城市的面馆打工，有出息的当面点师傅，抻面削面，没出息的端盘子洗碗，反正是跟面干上了。

    刘五洲兄弟两人，哥哥叫刘四海。爸爸早死，妈妈把俩儿子带大，还没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撒手了。好在哥哥成人了，能种地养鸡维持生计，弟弟就出来打工。去年春节，刘五洲回了趟家，关于他哥哥的病，他成了村里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刘四海得了一种所谓的怪病：尿多，全身肿，腰疼。好在他们村也不是什么特别闭塞的穷乡僻壤，附近县城里医院还是有的，结果街坊大嫂子带着去了一查——尿毒症。尿毒症是啥？村里人没有知道的，大夫云山雾罩说了一大堆，除了开好几千块钱的药以外，其他的都没听明白。

    刘五洲是在祖国首都见过世面的人，决定带着哥哥去更大的医院看病。过完节，俩人就去了大同三院，终于把病问明白了。同时，也明白治这个病需要多少钱了。刘五洲扶着哥哥从医院出来，才一出门，咣当一头就栽倒了。

    哥哥刘四海急了，说：“你这是怎么了？没钱咱可以卖房子，大不了不治了，你可急什么呢？”刘五洲说：“我倒不是急，我这半年老摔，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就摔一跤，常有的事。”刘四海一听：“那可不行，这不是小事，这不还没出医院呢吗？走，回去看看去。”

    刘五洲拗不过哥哥，只好去挂了号。这一查可了不得，刘五洲脑袋里长了个瘤子。

    中间的事情，村里人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后来两人回了村，相对无言。几天之后，街坊大嫂子突然满村跑着叫人，说老刘家打起来了。大伙儿踹门一看，刘四海正举着一口锅，追着刘五洲满院子跑。大伙儿还没来得及劝，只见刘五洲往前扑地便倒，摔了个狗啃泥。这下刘四海也不闹了，赶紧搀扶起来撅砸捶叫，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消弭了这场祸端。

    大伙儿一问，原来哥儿俩本来正在商议把院子卖了治病，但粗略一算，恐怕连治一个人的病都不够。于是哥儿俩为了治谁不治谁的问题吵了起来。街坊们好一顿劝解，才把两人劝住。当地民风淳朴，大家觉得求生本能驱使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所以谁也没有对刘家哥儿俩有一丝态度上的改变。相反，大队还组织了一次捐款，结果收到的大部分都是棉衣。这有什么用？两人哭笑不得，每日里继续争吵。

    吵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得出一个结果：抓阄。两人商定，写两张纸条，一张写“生”，一张写“死”。抽着“生”的，卖房子治病；抽着“死”的，合当殒命，不得怨天尤人。两人请村里有名的大了①。写好纸条，扔进一个瓦罐里，突然相视凝噎，接着抱头大哭起来，把罐子扔井里了。

    这事儿就这么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