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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毕生不忘和平统一
载说袁世凯视冯国璋的几册兵书为“鸿宝也”,并说“学界之子无逾公者”。冯国璋与袁世凯生于同年,并长袁数月(袁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擅礼贤下士,不久便对冯国璋以“四哥”相称,并把新军操练、营务等事完全放手交给了冯国璋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人。冯国璋在小站很努力,又和王士珍、段祺瑞合编了23册新的练兵教科书,这些兵书成为清末我国军事学校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三人在袁世凯手下做出了成绩,连德国教官都表示赞赏,后来这三人被称作“北洋三杰”。

    “敛财只因太穷”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饭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做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3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36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那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地收到20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20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做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吧。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蓄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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