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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假佛徒,真好战
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和沈同午为高等参议。孙又聘日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金800元,优礼有加。名流如蒋百里、章太炎等,也都聘为高等顾问,以备咨询。此外,还办有联军军官学校一所,孙传芳自兼校长;并派赵正平主办导报社,作为联军的宣传机构。这是孙传芳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的“功业”已经登峰造极。

    蜗居沈阳

    1926年孙传芳在长江以南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失利时,决心与东北军合作,继续抵抗。但是在1925年,他曾袭击过东北军于沪、宁一带,迫使东北军放弃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区。宿怨未消,化敌为友大非易事。他遂决定亲往天津见张老帅(张作霖),动以利害,希释前嫌。他化装为一个商人,穿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搭津浦列车,坐在茶房的车厢内,只身北上。路过山东境内,张宗昌的密探密布车上,亦未发现。孙抵津后,即到英租界住宅给张老帅挂电话。接通后,便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张接电话,久未作复,以为孙是敌方的主帅,如何能来天津,想必是带兵打过来的。最后,还是允予见面。孙见张第一句话便说:“完了!完了!我们北洋系的军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团结起来,与北伐军作殊死战,否则将被各个击破。过去是兄弟阋墙,今日要外御其侮了。现在我甘愿做你的部下,听你指挥,请你不要见外。”张对左右说:“快请总参议来,共同商量。”杨宇霆进门,见孙在座,不觉面红耳赤,因上年他是江苏督办,被孙赶走,旧事不免耿耿于怀,孙急趋前握手说:“老弟!对不起,过去我们是自家人开玩笑,不要介意;共同商量今后的大计吧!”经此一番话,前嫌顿释。孙的联军改为第五方面军团,归张节制。这是孙不与北伐军合作而与张作霖合作的经过。以后张作霖到北京,做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孙实为策动之主要角色。

    孙初到沈阳时,住商埠地齐宅,嗣因房舍狭小,迁至大西关大什字街一座楼房,据说是殖边银行旧址,房子很多,比较宽敞。后来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也接来同住。楼下为其副官、卫士等,约有20人左右。另外有一位赵秘书。他还有几位处长长住日本站(南满铁路车站用地),均携带家眷。最后孙又迁至三经路一所楼房,系新式建筑,比较舒适。他另有一位夫人住在大连。

    他的生活比较简单,饮食不太讲究。杨宇霆由前方回沈阳后,他夜间多赴杨宅与之周旋。在家时,除会客或与下属谈天外,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绕室徘徊,若有所思,很少休息。他在沈阳的各处长中常来见面的,为粮饷总办程步青(系其外甥)。此时他的军队仍驻关内。有一次来了一位军长李宝章,以后又来了一位王金钰,他的副官们均称为总参议,住了10日左右又返回关内。

    他喜欢骑马,他曾由关内运来骏马十余匹,兴之所至,常于天朗气清之晨,驰骋于郊外公路上。他极爱枪。他的寝室墙上挂有长枪,每次外出,车上亦放有短枪。他常说:“军人不能离开武器,有备无患。”

    他很喜欢看书。他不但好看线装书,也好买新书。有一次,他与下属到日本站一家日本书店,买了很多新书。正在选购的时候,卖书的日本人,忽然用日语对其下属说了一句:“此人是孙传芳。”下属说:“你认错了。”他说:“一点不错,我有相片。”当他到楼上取相片时,下属劝孙先走。下属付款后即携书回去。孙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懂得日语,他当时也感到很奇怪。回家后,部下深深惊叹,日本一个普通商人,也有第二个任务。

    孙在沈阳,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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