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杀一起杀了，也成全了我的志愿。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不必再带到白云山来。”正气终于压倒邪气，陈炯明只得释放了廖仲恺。

    流浪香港

    1925年2月26日，陈炯明由汕尾败走香港，之后带领旧部在粤东和闽南进行过小段挣扎，9月16日由沪返港。12月24日，粤军在闽南宣布解散。此后，陈炯明几乎完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在港8年的蜗居生活。

    从政治和军事中心退隐后的陈炯明马上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当中。尽管在国内先后担任过广东省代都督、都督、广东省长以及粤军总司令等职，但他不蓄私财，以致当他到达香港之后，穷困彷徨，带着家人辗转搬迁。

    对于一个没有私财的落魄军人而言，庞大的家庭不再是骄傲资本，而成了一种负累。到陈炯明逝世时，他的母亲已超过80岁，妻子黄娥身体欠佳。五个女儿除三女、四女已经出嫁外，第二和第五两个女儿还在圣士提反女校读书。三个儿子中长子定夏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读书；次子定炎以及三子定炳均在香港岭南分校读书。随着陈氏失势，一些亲戚跟着搬迁到港，也需要他的周济。

    一开始，陈炯明在香港租房住。1930年2月，他做《迁居》一诗：始住西么道，幸育麟儿瑞。继迁黄泥涌，添丁复及季。中间罗便臣，两度曾托庇。终焉居干德，高挹群山翠。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此之前已经搬迁三次，并生下次子定炎和三子定炳。之后，陈氏一再搬迁，最后不得不搬到在保路活道三号其弟陈炯光家中。1933年9月23日香港《公商日报》对之有明确记载：先生向不事产业，勤俭刻苦，为其守身之戒条，亦为其对子女之庭训。自下野后，初在港租屋居住，后家景每况愈下，在其弟寓分其居。因为贫穷，陈炯明在港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许多人都知道他夏天是一件破旧夏布长衫，冬天只是一件蓝衣长衫。他的老婆打扮的，穿着的，与乡下婆一样的。

    其实此时陈炯明完全有发财机会，让家人过上极为舒适的生活。1925年，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选举陈炯明为总理。1926年2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俱乐部，从事党员登记，陆续登记者达十余万人。致公党在当时是华侨组织，有许多富有侨商加入。作为党魁，只要陈炯明愿意，他完全可以捞取大量钱财，但他没有这样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寻求统治代理人。基于陈炯明在国内的声望，日本政府派影佐为代表，与陈炯明商谈多次，要陈氏出面组织华北伪政府。陈炯明要求日本政府签署交回东三省的书面文件作为出山条件，日本拒绝之。数日后，影佐携一纸支票来拜会陈炯明，对陈炯明说：“此次交涉虽未能谈妥，但双方友谊并无影响。素知竞公廉洁自持，生活并不丰裕，今愿就本人可以支配之八万元项下，以区区此数奉赠，聊表个人之敬意而已。”陈炯明婉拒，但影佐执意奉送，不肯收还。陈炯明在影佐走后，在支票上用笔墨涂上“×”号，请马育航送还影佐公寓。

    1933年9月24日香港《振报》发表了陈炯明老友白逾桓的文章《哭亡友陈君竞存》，对陈炯明在港生活做了一个真实描述：陈君对于公家财产，丝毫不苟。解甲以后，日食三餐，皆仰给于朋辈，荏苒六七年之久，亲友多有倦容。港地炎热，陈君寓处极狭，上有八旬余之老母，呻吟床褥；下有十余岁之幼子，教养维艰；外有寡弟妇、寡妹，与贫无所依之伯叔亲戚杂处一室，而女又未嫁，妻又成盲。英雄虽不管儿女事，然与此辈朝夕聚处，日见其号泣困难之境，其能无动于衷乎？

    1933年8月底，陈偶感寒热发烧，但他不以为意，自己开中药治疗，10天之后，烧仍然不退。请西医调理，怀疑是肠胃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