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分共而不反共”立场，这对当时大权在握的军界要人来说，尤其难能可贵。

    1922年11月，水口山工人运动兴起，在共产党人蒋光云、刘东轩等领导下，举行罢工，成立工人俱乐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湘军司令赵恒惕受到吴佩孚斥责，为了讨好主子，决定以武力弹压。赵命水口山矿务局局长宾步程带全副武装的一连人马进山，封闭了工人俱乐部，并在冲突中打死工人1名，打伤2名，激起了工人愤怒。全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当局惩办凶手，撤走军队，抚恤死伤工人及家属，并抓宾步程去游街示众。当时，唐生智担任湖南督办，负责处理此事。唐考虑宾是东安同乡，又是留德学生，是办实业不可多得的人才，况且他是听命于当局。于是，唐派人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联系，接待的是夏曦和郭亮，二人均系共产党员。唐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宾步程，选派与共产党有联系的邓寿荃担任局长。

    此时，正值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都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孙气愤地说：“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就下令解散国民党，我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唐生智得知后，甚为赞赏，从此，坚定了“南亲孙中山、共产党，北拂吴佩孚、赵恒惕”的立场。

    1923年，中共湘区委根据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精神，以中国国民党总部的名义，派夏曦、刘少奇回湘筹建国民党组织。此时唐生智尚未参加国民党，但坚持反帝、反封建，拥护国民革命、扶助农工。夏曦派人往衡阳面见唐生智，提出通电讨伐吴佩孚，反对赵恒惕，拥护国民政府，保障人民自由，恢复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等七项要求，唐一一答应，并拨2000元作为筹建国民党省党部的活动经费。对此，当时的共产国际布勃洛夫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部门）称唐的第四师为“一支友好的颇有实力的部队”。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长沙爆发罢工、罢市斗争，赵恒惕下令镇压，唐生智闻讯，发电劝阻。6月1日，国民党湖南省“一大”会议在长沙只能秘密召开；而同时由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在衡阳召开共产党骨干分子会议，并成立中共湘南特委，却能公开进行。衡阳民众评价唐“提倡民权，痛抵军阀，具有世界眼光”，称其“有如家人父子”。

    1926年初，唐与夏曦商量，选派了一批优秀的湘籍青年去黄埔军校和毛泽东、李富春主办的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北伐前夕，这批学员均回到唐的第八军。他们中有的加入了共产党，如黄克诚、段德昌等。唐的四弟唐生明在黄埔四期学习时，由陈赓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这批人的加入，使第八军如虎添翼，在后来的北伐中成为一支敢冲敢拼、攻无不克的部队。

    这年3月，中共湘区委派夏曦去衡阳，请唐生智配合湖南各界举行的反英、讨吴（吴佩孚）运动。唐与夏研究后，于3月4日，发表通电向赵政府兴师问罪。6日，唐调动五万大军，自宜章、郴州开往衡山，进逼长沙。3月13日，赵恒惕乘车溜走。中共湘区委与唐商议，由唐以代省长名义，召开军事会议，免除了一批拥赵的师、旅长，并下令处决吴、赵死党张雄兴、刘重威、肖汝霖，震慑其余部，予以收编。

    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国民政府任命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同时兼任前敌总指挥。唐聘请夏曦为政治顾问。任命凌炳（共产党员）为政治研究所所长，对全军进行政治整训。教育官兵明确反帝、反封建、除军阀的意义和任务。由于唐的支持，湖南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农工运动迅速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达40多万人，工人群众11万多人。

    7月初，唐军攻克长沙。共产党员戴述人、易礼容、熊亨翰（均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三人致函唐生智，催促唐顺承民意，立即组建湖南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