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矿任总工头时，不仅学得一手颇为出色的淘金技术，而且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出众的猎手。由于工作需要，他每年必须往来于金矿和海参崴之间达五六次之多。而这些地方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冬天只能利用当地土著的雪橇，夏季只能利用当地土著的渔舟。该地原属满洲，其族男人脑后均有发辫一条。每当雪橇奔驰时，发辫飞扬，呈一条直线，滑行速度之快，于此可见一斑。张宗昌在其地生活数年，时与他们往来，有时还随他们出猎，射杀猛兽。因此，张宗昌不仅锻炼了枪法，而且还通晓各种兽类习性，成为一个有经验的猎手。

    其后，金矿因经营不善，颇多亏损，张宗昌乃辞去总工头职务，踏上返回家园的征途。张宗昌在金矿担任总工头期间，大约赚得了四五十万卢布，又算是发了一笔大财。此刻，他想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像上次那样荒唐，转眼间竟然将偌大一笔钱财花得一干二净。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他决定尽快返回家乡，不能在各地多事逗留。谁料想，刚刚回到海参崴便被包围，好不容易才得以脱身。

    张统领发财还乡的消息不胫而走，离开海参崴以后，仍然和上次一样，不管是在哈尔滨、长春，还是在奉天、大连，每到一处，旧日好友蜂拥而至，热情挽留，日日夜夜酬酢不已。当然，在此等人中，也必定有一些生活困难开口求助者，他仍然一如既往，慷慨解囊，从不吝惜。几个月后，总算回到家乡。但是，这次情况并不比上次好多少。因为沿途应酬又把大部分钱财花掉，所剩无几，连孝敬父母和馈赠亲友的钱都不够用了，哪里还谈得上买房子买地，广置田亩房舍，富家翁的美梦终成泡影。他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返回海参崴。据说，他此刻已是一贫如洗，连返程路费都是借贷而来的。此后，他便闲居在海参崴。

    20世纪初，海参崴的人口估计约有一二十万，其中华人占3/5，他们大半来自山东省。有名的双合盛号大股东张某，出身寒微，只因他身材魁梧，热心公益，被推为华商总会会长，而他的经济势力以后更伸展到中东路一带。

    张宗昌通过同乡介绍到这里的阿列乌斯卡亚大街华商总会，担任了门警中的一名小头目。当时俄罗斯海参崴一带胡匪猖獗，商界深受其害。张宗昌却对胡匪的行动规律、作案特点极为熟悉，故此时胡匪的为害案件屡屡被张侦破，张宗昌也因之受到华商会青睐。当地的一般中小商人、走贩都不时孝敬他，托庇于他的名下。随后他又着手强化与俄国军警的关系，所以不久他就成了海参崴一带中国黑社会中炙手可热的骄子。

    张西曼在其回忆文章中说：张宗昌当时在海参崴包捐、包赌，包庇戏园、烟馆，似乎可以使他们免除一切外来的突然威胁和迫害。但是日久弊生，他竟自擅威作福起来，戏园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给他，新到的妓女要让他享受初夜权，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生意，他可以抽头分红。他的俄国朋友们当然也在这些途径上朋比为奸，平分秋色。

    据袁书娥在世时回忆道：张宗昌28岁那年，离开海参崴曾去刘子良家，由刘做主将年已20岁的侄女袁书娥许配给了张宗昌做“两头大”的妻子。所谓两头大，即两个妻子都属于正室大房之妻。喜事是在奉天办的，张用红轿子娶了相貌端庄秀丽的袁书娥，二人婚后感情十分要好。不久，张宗昌的钱花光了，需要返回海参崴，袁书娥未随同前往，而是由其妹妹陪伴住在奉天，待张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她也去了海参崴。

    张宗昌对于被自己看作朋友的人，一向是真心相待。

    在海参崴，替张宗昌摇笔杆的人是华商总会的年轻书记孙某。革命党人张西曼借着与孙某的文字之交，同张宗昌逐渐有了交往。

    张西曼在海参崴时，常被几个思想进步的俄国朋友邀往山林打猎，或到海边游泳、钓鱼，就借野餐休息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