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强烈地声称，六世达赖是假冒的，必须将其废除。他还同时上表给康熙，希望皇帝能解决这个问题。

    听到使者的回报，康熙沉默了良久。他关心的，并非是六世达赖的真假。转世活佛的真假，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由谁来统治西藏。要知道，西藏有着深厚的政教合一的渊源。

    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吐蕃的政权已经建立了，佛教是以客体的身份进入吐蕃社会的。当时吐蕃正处于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急需一种新思想来巩固统治。正如汉武帝借用儒家思想来加强封建统治一样，佛教则成了松赞干布用来统治思想的武器。当时，松赞干布颁布了法律条文，规定臣民必须信奉佛教。这就促使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生。

    天然的地理条件局限了西藏的发展，这使藏民们对国家、政治、法律等意识还很模糊。宗教信仰，成了他们行动和精神的唯一支撑。这种历史传统沿袭了下来，并不断发展，使宗教和政治权力交织在了一起，给宗教蒙上强烈的功利色彩。

    1289年，担任丹萨替寺寺主的扎巴仁钦，在请示当时的元朝政府同意后，自己兼任了帕竹的万户长。和之前统治者利用宗教来统治不同，这一次是喇嘛直接参政。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一直延续了200多年。

    这样的历史，对于习惯于政教合一的地区，是一种促发。既然宗教有着最强的号召力，那还有谁比宗教领袖来得更权威？逐渐地，宗教领袖便在他人或自己的意愿下，被推上了统治者的位置。达赖在西藏地区，虽然不是独自享受最高的行政权力，但却始终享有最崇高的政治地位。

    当年，之所以让固始汗协助五世达赖统治，就是担心过于强大的政教合一，会影响到西藏的稳定。固始汗是作为制衡达赖的力量而存在的，后来桑结嘉措一家独大，拉藏汗就成了制衡第巴的力量。

    康熙经历过最为严酷的权力争斗，他很清楚这种制衡关系的博弈。现在，西藏的权力制衡关系已经被打破了，如果任由拉藏汗独立统治，将会助长其野心。六世达赖原本是最适合的制衡对象，但是过于软弱，他作为桑结嘉措的傀儡，在失去其操纵者后，就失去了对抗的力量。桑结嘉措既然已死，对一家独大的拉藏汗，目前只适合安抚。

    但康熙也清楚，当年六世达赖坐床，是受到朝野一致认同的。所以，不管其真实的身份如何，真实的政治实力如何，他仍然有起码的政治权威和号召力。为了避免他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致使藏区的形势更加动荡，必须想办法保护六世达赖。他的存在，对拉藏汗是一种隐形的制衡，使其不敢有过分的行径。

    最终，康熙决定让拉藏汗送六世达赖到北京。圣旨很快就到了拉萨。拉藏汗的行为，被认定为是其受桑结嘉措毒害而进行的自卫行为，并给予拉藏汗册封，以安抚其情绪。但同时，要求以让六世达赖来京觐见的名义，送其来京。

    接到命令的拉藏汗，很高兴自己受到的封赏。但对于让仓央嘉措进京，他很不情愿。他总觉得把六世达赖握在自己的手心，能使其更有力量。但他后来发现一个事实，六世达赖已经成了他的阶下囚，无论他怎么处置六世达赖，他都将与西藏为敌。但他未来还要统治西藏，实在不可以造成太多的怨恨。

    而且他也听说，有寺院为了仓央嘉措，想要与他一决死战。一旦这样的仗打了起来，他即便能够胜利，在统治方面也有会有一定的难度。除此之外，觊觎西藏政治的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不能给他们这样的可乘之机。

    于是，他开始筹备送六世达赖进京。很快，西藏的高僧们被请到了拉藏汗的府邸，这是拉藏汗实施剪除仓央嘉措的重要一步。

    从很早以前，拉藏汗就口口声声地指控仓央嘉措是假冒的达赖。但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