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她机会。”是的，张爱玲确是只在那几年间闪了一下光，倏起倏灭。柯老谈到他初见张爱玲及与她交往经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相对于柯老的侃侃而谈，桑弧却以“因为几十年没通音信了，我很难发表意见，我不准备谈”轻轻带过。一九四六、四七年间，张爱玲与桑弧合作《不了情》、《太太万岁》两部影片，一编一导，合作愉快，如今却多所隐讳，个中的信息，终究令人难以索解。

    在香港，宋淇（笔名林以亮）夫妇，与张爱玲的交往最深，那是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由沪来港后，“晤谈之下一见如故，终于成为莫逆之交”，四十余年如一日。因此宋淇的《私语张爱玲》、《张爱玲语录》等文章，就真实地刻画出张爱玲的另一个面影，而能访问到宋淇夫妇，就成为我们每经香港时的最深期待。因为在这之前透过友人的相告，得知宋淇先生长期卧病，甚至得借助氧气罩维持生命，于是我们只有一次一次地等待奇迹出现，但最后还是落空了。在张爱玲辞世的一年后，宋淇先生也因慢性肺气肿病逝于香港，享年七十八岁。

    而在一九九四年冬，我们在北京拟采访夏衍先生，请他谈谈一九九五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张爱玲在他关照下应邀出席的景况。拍摄前一天，秘书告诉我们夏衍先生身体有点不适，要我们下次再拍；没想到两个月后夏衍先生就因病去世，当然也来不及告诉我们，当时他的爱才、惜才之情。

    “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这是张爱玲心中经常的催促声，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催促声！若时间能够暂时停止，让我们拍下夏衍、宋淇的旁述，那张爱玲的身影，无疑地将更加鲜活起来。

    从《流言》、、《对照记》等作品文本，再加上亲友的旁述、学者的评论，我们试图勾勒出一个张爱玲的身影，即使只像她在《流言》一书的自画像一般，或可稍解张迷“看张”的欲望！斯人已逝，传奇未完，曲终不见，只留下苍凉的手势！一九九七年中秋前夕，为纪念张爱玲逝世两周年，写下上述的部分文字，原以为从此作别张爱玲；怎知再重读张爱玲的作品文本时，在文字与文字、行距与行距的“缝隙”间，发现许多先前所忽略的讯息，而这些讯息又构成解读张爱玲的“符码”，于是狠下心来撕碎了前人为张爱玲所绘的画像，再重新拼贴，发现了另一个张爱玲！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但在这“文”与“人”之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不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文”，只能无限地走近；至于“人”之相知，难也。作家的自白、亲友的旁述、评论家的月旦，似乎只能得到一个侧影，而非全貌。

    当然，就一个历史人物而言，一旦他进入传记领域，他的“真实”，永远不会是绝对的，这种“真实”，只能是传记作者在各自的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真实”。不同的作者，可以写出不同的传记，但它们都不可能是传主唯一的真实。因此从作品中去探求作家的内心，有时反而更可靠些，因为创作常常是作家内心隐情的抒发，那些在实际生活中遭受压抑的情节，那些被埋在心腑而无法实现的欲望，那些直面人生时软弱卑怯的刹那，常常会从他们的笔端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尤其是像张爱玲这种不断地改写自己作品的作家，在历次增删之中，又常常偷渡自己的灵魂，甚至可从此窥探出她感情的陈迹残影。惟有抓住作家的这种内心的隐秘之处，我们才能逼近他们的灵魂。

    另外“还原传主的历史现场”亦是探求真相的不二法门。我们常发现诸多论者常“以今视昔”，因此尽管他们夸夸其谈，但总不得要领，更无法探骊得珠。逝者如斯，但每一过往的江水，都不同于以往，正如灿烂的阳光，每天都闪烁不同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