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张之恋，曾说：“在张爱玲是纯真的初恋绝唱，在胡兰成不过是八次有名无名婚恋中的一支插曲。张爱玲是胡兰成生命中唯一闪光的记忆，而胡兰成是张爱玲生涯中，永远无法抹去的黑点。”

    “黑点”之说，是指当时张爱玲被舆论指为“文化汉奸”，甚至到了一九八年刘心皇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张爱玲还被列为“落水文人”。但这些指责与批判基本上都是谬误的，正如学者张泉所指出：“胡兰成是胡兰成，张爱玲是张爱玲，不能因两人曾有感情纠葛而在政治身分的界定上实行封建制的株连原则。”

    而学者古远清针对一九九六年陈辽先生再度提出张爱玲是“文化汉奸”之说，提出反驳：“像张爱玲这样著名的作家，如果真是‘文化汉奸’，解放后的上海军管会一定不会放过她的，焉能让其参加上海首届文代会？夏衍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也不会糊涂到把文化汉奸请进自己主持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当编剧（此事后来未成）。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汉奸胡兰成依依不舍，多属个人感情纠葛，与坚持日伪立场似乎扯不上。事实上，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既不是汉奸政权骨干分子，也不是上海伪文坛的当权派，也未拿过伪政权的津贴，她的作品也未有所谓‘协力大东亚战争，驱逐英美以争取大东亚民族解放’的主题。”

    当然这些迟来的正义之声，都是在距当时半个世纪之后，甚至是在张爱玲过世之后才发出的。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张爱玲没有发表任何一篇文章，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机会让她发表文章。面对舆论排山倒海地指责她是“海上文妖”，而她原本笔下的遗少生活、洋场故事、男女情爱传奇，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的新形势中，显得苍白而冷寂；而更主要的是她的感情受到了猝不及防的重大打击，她几乎难以承受生命之重。因之她该有多少次灵魂的挣扎、内心的纠斗，但终究无法摆脱，当然也就无力提笔为文了。

    直到两年后，她才以编写电影剧本的方式再次登上文坛，她先后为文华影片公司写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两个剧本，都由桑弧导演，影片上映，佳评如潮。但就在此时社会上又突然出现一场对她的大规模“围剿”。逼得原先为文赞赏张爱玲的戏剧家洪深，不得不发表检讨文章，全盘否定《太太万岁》的成就，才得落幕。

    而张爱玲一如从前地保持沉默，但却因此造成她在这之后，直到离沪之前的五年内，没有再用本名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她署名“梁京”在《亦报》连载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边写边登，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登完。而在八个月后的另一中篇小说则是她全部写好，再逐日刊登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到次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亦报》上。

    张爱玲在解放后的政治空气中大约也有一种无处容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该是她最终离开大陆的原因。弟弟张子静晚年说他在一九五一年春曾问及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张爱玲默然良久，不做回答。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回忆说：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淡漠，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是神秘而且秘密的，她只能以默然良久做为回答。

    那年此指一九五二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张爱玲在《浮花浪蕊》中，借着主人公洛贞的回忆，写出自己怀着戒慎恐惧离开故国的心情：罗湖的桥也有屋顶，粗糙的木板墙上，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