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修下辞王本，特地回来探望柳迎春；我的妻若还不肯信，来来来算一算，算来算去十八春。’一般人认为柳迎春守得云开见月明，其实她的青春已毀在一个自私的男人手上。里世钧算来算去算出他和她第一次相见是十八年前，他正是薛仁贵的影子，他在感情上的怯懦和自私扼杀了曼桢一生最好的时光。”

    对于薛仁贵，张爱玲早在一九四三年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就批判过：“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仁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做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仁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因此张爱玲之以“十八春”为小说名，是不能单纯以为是男女主角十八年后的重逢，而其实更有着对男性自私的指责与怨怼。

    至于的故事，张爱玲曾经告诉挚友宋淇说，结构是采自马昆德（J. P. Marquand）美国小说家，一八九三年～一九六年。以描写新英格兰上层阶级生活的小说《普尔哈姆先生》英文为h. M. Pulham. Esquire，内容也是讽刺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结构。但宋淇表示他细读原著小说，觉得两者除了都以两对夫妇的婚姻不如意为题材之外，几乎没有雷同的地方。宋淇又说：“这书名是爱玲考虑了许久才决定采用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她来信说：本想改名‘浮世绘’，似不切题；‘悲欢离合’又太直；‘相见欢’又偏重了‘欢’；‘急管哀弦’又调子太快。次年五月旧事重提，说正在考虑用‘惘然记’，拿不定主意。我站在读者的立场表示反对，因为‘惘然记’固然别致，但不像小说名字，至少电影版权是很难卖掉的。俗气得多，可是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爱玲终于采纳了这客观的意见。”

    张爱玲在另一本《惘然记》的书前的短文说：“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的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我的一次经验。”

    又说：“写小说的间或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是常有的事。至于细节套用实事，往往是这种地方最显出作者对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实感。作者的个性渗入书中主角的，也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作者大都需要与主角多少有点认同。”因此在“虚构”的小说中会渗入作者“真实”的故事，这种灵魂偷渡，终究不能因此认为它是自传。这也是张爱玲与胡适对看法的不同处，张爱玲不认为是曹雪芹的自传，但她也不否认其部分细节是有曹雪芹个人的“真事”存焉。

    张爱玲更从“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张爱玲也认为远不止十载和五次。”中，发现更多的蛛丝马迹。张爱玲认为曹雪芹生前最后一次批阅修改是在一七五四年（乾隆甲戌）前后；至甲戌年已改写到七十四回，此后仍继续改写编纂，直到一七六二年作者逝世而终止。这些文字是一回一本或数回合成一本随写随发给亲友或读者的。后来的脂批及程高本前八十回，以及脂批中透露出来的八十回之后的情节都来自这个本子，张爱玲称之为×本即不同于甲戌本的甲戌再评本，这可说是在版本学中的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曹雪芹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用心良苦地增删，“萦思结想”却又“书未成而芹为泪尽而逝”，张爱玲否定不少论者认为作者在获罪与籍没之间犹豫不决所致。张爱玲从版本回目等推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