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似乎也觉得这个特意弄出来的尾巴不像样、不和谐，对她的人物的“新生”和幸福的有意暗示，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允诺，缺乏逻辑发展的依据和基本的常理认同。于是在时，她割掉这多余的尾巴。因此完全摆脱时代政治的影子，较多了张爱玲式的人生况味，又回到了早期作品的天地里，当然它也留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新中国报社”举办的“纳凉会”上，记者陈彬和问到张爱玲的恋爱观，以及是否会写这方面的文章时，一向重视自己隐私的张爱玲淡淡的、正经地回答道：“即使我有什么意见，也舍不得这样轻易地告诉您的罢？我是个职业文人，而且向来是惜墨如金的，随便说掉了岂不损失太大了么？”而针对后一个问题，张爱玲回答道：“将来等我多一点经验与感想时候一定要写的。”

    当时她和胡兰成才开始恋爱不久，是还少了一些经验和感想，等到她发表时，不仅早已和胡兰成分手三年了，又因与胡之恋而经历许多风风雨雨，她必然感慨良多，于是借男女主角相爱分离的故事，来偷渡自己的灵魂，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那些“曾经沧海”的“真实事迹”，就不经意地化作小说的“细节”描写。

    胡兰成在中记载，有一次他从上海回南京，接到张爱玲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

    对照两次写到顾曼桢送沈世钧回南京，第一次是曼桢替世钧整理皮箱，她把世钧的衬衫领带和袜子，一样一样地经过她的手放入箱内，如此地温情；第二次是世钧回南京与曼桢辞行时，张爱玲写着：“他上次回南京去，他们究竟交情还浅，这回他们算是第一次尝到别离的滋味了。”世钧走后，曼桢正在办公室给他写信，写时“两边都用纸盖上，只留下中间两行”，仿佛很秘密似的。信尚在写，不想世钧已回到上海，当他在曼桢办公桌上看到曼桢的信，脸上便泛出微笑来。两人出去吃饭时，世钧把信拿出来一边走一边看着，“曼桢见了，不由得凑近前去看他看到什么地方。一看她便红着脸把信抢了过来，道：‘等一会再看。带回去看’。”在此我们看到恋爱中少女娇羞的模样，是曼桢，但又何尝不是张爱玲本身呢？

    除此而外，张爱玲还用了许多篇幅，非常细腻地描写世钧和曼桢的恋爱心理，如沈世钧心生情愫，在昏黄的夜里，冒着雨去郊外，拿着手电筒去寻找捡回尚未深交的曼桢的红手套；如他们俩给人祝寿出来，世钧要送曼桢回去，曼桢也不推辞，又有一种默契，不进家里。张爱玲写着：“既然不打算进去，其实送这么一趟是毫无意味的，要坐电车公共汽车，路上还可以谈谈，现在他们一人坐了一辆黄包车，根本连话都不能说。然而还是非送不可，仿佛内中也有一种乐趣似的。”

    学者万燕就指出：“这种情痴的场面就像胡兰成在中所写的，张爱玲孜孜地只管看着胡兰成，‘不胜之喜’的钟情，可见张爱玲无论怎样痛楚失意，对这一段爱情都是非常珍惜的，因为唤起了她心中久已失落的许多美好的情感。”一九六七年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去世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张爱玲改写为发表，距第一次的版本其间又是十八春。十八年后的此时，对张爱玲而言，无疑是她在人生的旅程中，又一次的孤身飘零，她借着这次的改写，对往事做最后的回眸。她再次把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一一召唤出来，她深情地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她要借着这《惘然记》来诉说她的。因此原本中略带点闹剧的结局，被大幅度地修改了，相恋的男女低旋回荡在无可奈何的人生悲歌中，我们看到张爱玲这样写着：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