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量文章外，就只剩下张爱玲的《谈音乐》和炎樱的《死歌》及路易士的“诗四首”——《大世界前》、《不唱的歌》、《真理》、《看云篇》。在《苦竹》这可说是胡兰成个人的杂志中，路易士还是被看重的。

    张爱玲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发表在《杂志》的《诗与胡说》中说：“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话，不过太做作了一点。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张爱玲又说后来读到了路易士的好诗，也就容忍了他“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她认为“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上海《东方日报》有一则小方块，标题是《张爱玲赞美路易士》，云路易士的诗既蒙当红女作家赞美，必定是好的，可惜自己看不懂：“近代新诗的进步，大概就是在令人难懂上面出颜色，张女士能懂得而加以赞美，此所以能成就女作家也夫？”

    张爱玲与唐大郎、胡梯维、桑弧

    小报界的“江南第一枝笔”唐大郎与实业家文化名人胡梯维及电影导演桑弧三人亲密无间，人称“三剑客”。唐大郎是唐云旌（一九八～一九八）的笔名，他还用过高唐、刘郎等笔名。唐大郎原在中国银行工作，一九三二年因雅爱写作，遂脱离银行，任小型报《东方日报》编辑，也因此认识了也在该报编电影版的龚之方。后来他俩一直合作，形影不离，成为老搭档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办《光化日报》，虽沿袭小报的一向传统，偏重趣味和娱乐，但品格、情调不失正派，故在污浊的沦陷上海报坛，不失为一枝玉立青莲。前不久发现的张爱玲佚文《天地人》，便是发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的《光化日报》第二号上，全文由六则互不相干的杂感组成，共六百余字。学者陈子善认为此文的亮相，只是张爱玲与龚、唐两人八年愉快合作的序幕。后来张爱玲在《大家》发表《多少恨》和《华丽缘》，在《亦报》发表和等，也都是龚、唐两人慧眼识宝，一手促成的。陈子善《张爱玲与小报——从〈天地人〉“出土”说起》，《书城》第十六期，二七年九月号。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中，龚、唐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张爱玲的出了增订本，是由龚之方与唐大郎虚设的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据龚之方说，当时出书必须有堂堂正正的刊行者和总经销，山河图书公司实际上是一块空招牌而已，所刊出的地址、电话是他和唐大郎写稿的地方。据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书中说，唐大郎不但请上海著名的书法家邓散木为此书题写封面；还怂恿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刊于卷首，公开辟谣。唐大郎在一九四六、四七年间，曾为上海小报《铁报》写专栏《高唐散记》，在《序与跋》文中：“去年，增订本出版，张爱玲送我一本，新近我翻出来又看了一遍，作者在封面的背页，给我写上了下面这几行字……我忽然想着，张小姐这几句话可以用作《唐诗三百首》（案：唐诗，唐大郎之诗）的短跋，同时请桑弧写一篇序文。他们在电影上，一个是编剧，一个是导演，在这本诗册上，再让他们做一次搭档。”张爱玲给唐大郎的题字是——“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这段文字倒是张爱玲的佚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唐大郎以“唐人”笔名在《文汇报》发表《浮世新咏·读张爱玲著〈传